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與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七十週年，二戰慘痛教訓值得汲取，歐亞戰後和解反差巨大尤其令人深思，世人務必警惕日本右傾化逆流。

　　首先，歐洲在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實現了比較徹底的和解，主要因素有三：

　　一是同盟國徹底清算了德、意法西斯罪行。同盟國不僅通過紐倫堡審判嚴厲懲罰德國戰犯，而且還由美、蘇、英、法四國對德國實施共同佔領，後來又分別成立了東、西兩個德國，並對其政治經濟制度進行徹底的民主化與和平化改造，使之脫胎換骨、改過自新。在此基礎上，戰勝國與戰敗國之間得以實現真正和解。

　　二是戰後兩個德國分別對法西斯主義及其戰爭罪行進行了深刻反省，通過一系列嚴格立法防止法西斯主義死灰複燃，包括歷史教育、新聞輿論、影視娛樂等禁止或限制錯誤思想，西德總理勃蘭特訪問波蘭時更是以“下跪”方式對二戰中屠殺猶太人罪行表達由衷懺悔。在1990年東、西德統一後，新的德國明確致力於成為“歐洲的德國”，而非謀求“德國的歐洲”。

　　三是戰後歐洲聯合自強與共同進步的成功探索。首先是法、德兩個“宿敵”實現了歷史性和解，然後共同開啟並牽引“歐共體”的歷史進程，直到今天的“歐盟”以及統一的貨幣——“歐元”。歐洲大聯合與“大團結”不僅有效化解了成員國之間的矛盾，避免了戰火重燃，而且塑造了“共同體”與“歐洲人”的“集體身份”和“統一認同”，弱化了歐洲“民族國家”意識與民族主義，淡化了傳統的國家間紛爭。

　　其次，內外因疊加導致亞洲至今未能實現和解且積怨還在加深，主要原因亦有三：

　　一是戰後國際社會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清算不徹底、不及時、不到位，美國對此負有主要責任。美國先是獨自佔領日本，儘管其主持制定了戰後日本和平憲法，但對天皇的戰爭罪行卻“網開一面”，併為一己之私即對蘇聯和新中國的“冷戰”轉而大力扶植日本，包括對不少戰犯從輕發落，在舊金山片面對日媾和，乃至將中國領土釣魚島“私相授受”、擅自移交給日本當局。

　　二是日本自身骨子裏不服輸、不認罪，現在的安倍政權更是仗著美國的借重而倒行逆施，包括不願就侵略歷史直接“道歉”並一再挑釁中、韓兩大鄰國。安倍于日本戰敗投降70週年紀念日前夕（8月14日）發表所謂“談話”，雖然迫於內外壓力極不情願地“引用”了其前任首相有關 “侵略”、“殖民統治”以及“道歉”字眼，但卻始終閃爍其詞、言不由衷乃至“笑裏藏刀”，更大言不慚地對外宣稱 “戰後日本作為和平國家的國際貢獻”。日本的立場不僅避重就輕，而且明顯倒退，致使中日、韓日和解勢必遙遙無期。

　　三是美國奧巴馬政府對外重點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力求圍堵中國與維持亞太主導權，為此著力利用和“栽培”日本，強化美日同盟，刻意淡化二戰歷史，無視日本戰爭罪行，公開支援日本修改和平憲法與擴充軍力。面對安倍政權強推“安保法案”及其右傾化逆流，美國之所以默許乃至縱容，其目的是為日本“鬆綁”以遏阻中國，美國此舉實乃“一葉障目”，可謂患上了嚴重的“歷史健忘症”與“歷史失憶症”，無異於認敵為友和以友為敵。更有甚者，日本共同社近日披露，美國政府向南韓總統樸槿惠施壓，要求其不出席9月3日中國政府在北京舉行的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活動，此事再度凸顯美國的“小家子氣”和是非不分。

　　再次，歐亞和解反差巨大的四點啟示：

　　一是正確的歷史教育與正確的歷史觀有助於和解。二戰戰敗國的歷史教育應面向公眾尤其是年輕人，努力還原歷史真相，明確是非曲直，勇於直面本民族的歷史罪過，勇於承擔道義及賠償責任，而非閃爍其詞、模棱兩可、“猶抱琵琶半遮面”，更不能口是心非或掩耳盜鈴，同時還須及時有力遏制錯誤思潮沉渣泛起乃至氾濫成災。對此，戰後德國與日本的表現可謂天壤之別。

　　二是侵略“加害國”與被侵略“受害國”應持續增進雙邊互信，前者尤其應與後者相向而行，而非倒行逆施、南轅北轍。正值二戰結束七十週年之際，日本當局在歷史認識與現實爭端上均與中、韓對立，致使彼此互信無從談起。

　　三是強有力的地區多邊機制有助於促進和解。區域合作組織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約束成員國和培育“利益、命運共同體”意識，戰後歐洲對此有寶貴經驗，值得缺乏有力多邊機制的亞洲借鑒。

　　四是和解的實現還需要當事國獨立自主和共同抵制“域外大國”的干涉。美國慣於利用地區矛盾以操控地區局勢，但其在歐洲較在亞洲要更難實現，因為歐盟主要大國法、德均致力於歐洲一體化，而日本卻企圖通過強化日美同盟和對美“一邊倒”來“抗衡”中國、進而謀求東亞主導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