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群鋒

　　近段時間，一度省管幹部空缺300多人的山西官場，重建動作頻頻。2015年7月26日，山西省委組織部對霍曉琴等3人進行擬任公示，1人擬任省直正廳級非領導職務，2人擬任省直副廳級非領導職務。2015年6月29日，山西省委組織部公示了涉及省委、省人大、省政協、省紀委監察等多個系統的39名擬任廳官，這是山西官場同時擬任命人數最多的一次。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的秘書楊軍説：“現在各項工作剛剛鋪開，還需要時間去檢驗、調整和思考。”

　　大量職位空缺

　　2014年，在13人組成的山西省委常委領導班子中，有5名被調查，此外被調查的還有2名省級官員。全年處分市廳級官員45人、縣處級官員545人，累計處分違紀黨員幹部15450人。而自中共十八大以來，山西省的11個地級市中，已有5名市委書記和2名市長落馬。此外，國土資源廳、環保廳、交通廳、煤炭工業廳、地質勘察局、省政府機關事務管理局等多個省直機關的“一把手”，也先後被調查。僅山西省管系統，幹部空缺就一度接近300人。

　　2015年全國“兩會”期間，王儒林把山西的腐敗特點，歸結為“量大面廣、集體塌方、形勢嚴峻複雜”，更稱山西官場集體塌方“不是個案孤立的，是一坨一坨的。一查就是一幫，一動它就塌方”。

　　公開報道顯示，太原市一個“城中村”村主任的問題，就牽扯出太原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市房管局長、市公積金管理中心主任、區規劃局長等多名領導幹部。

　　2014年12月，山西省煤炭廳原廳長吳永平被立案調查前夕，還收受了一套在三亞的價值280萬元的房産，被立案調查當天，兜裏還裝著1萬歐元受賄款。

　　山西省紀委常委郝權介紹，該省交通廳黨組原廳長、黨組原書記段建國，平日裏就把紀檢組的監督看成是“和黨組唱對臺戲”。當紀檢組長對一些幹部提出廉政要求時，他説：“不要聽他瞎詐唬，該怎麼幹還得怎麼幹”。

　　長期在山西從事紀檢和組織工作的山西醫科大學紀委書記顧昭明告訴記者，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山西的政治生態被嚴重破壞了，潛規則取代了明規則，官員不按潛規則出牌，就可能不被提拔重用。

　　在嚴查腐敗的同時，王儒林表示，在從嚴治吏中，山西不會搞政治運動，也不搞人人過關。“山西大多數幹部是好的”。

　　輸入“晉外血液”

　　2015年7月，山西省打破“省內選縣官”的慣例，從陜西省調入2名“70後”縣委書記。這被認為是凈化山西政治生態、重建山西官場的一次嘗試。事實上，在2014年，中共中央就針對山西省委、常委這個群體，輸入多名“晉外幹部”。

　　這一年，中央除了從“無老虎”的吉林省將王儒林調任山西任省委書記外，還有7名晉外官員奉調入晉，擔任山西省委常委。他們分別是：湖北省委組織部原部長樓陽生，任職山西省委副書記；中紀委常委、監察部原副部長黃曉薇，任省紀委書記；重慶市委原秘書長吳政隆，任太原市委書記；國家安監總局原副局長付建華，任山西省副省長；湖南省原副省長盛茂林，任省委組織部長。

　　至此，山西省由13人組成的省委、常委領導班子，完成了一次大規模的“換血”。

　　有評論指出，在這種情況下，通過異地調動，從全國範圍選派得力高官進入山西，一方面可以儘快填補被查官員留下的空缺，確保山西大局穩定；另一方面，通過跨地任職、傳統的“五湖四海”幹部任命形式，也有助於儘快優化山西政治生態，根除當地的權錢交易、官商勾結的土壤。

　　不過，在制度反腐專家李永忠看來，山西政治生態的破壞，難以靠異地空降根本解決問題。“中央曾經希望用異地空降的方式，解決黑龍江韓桂芝腐敗窩案造成的影響，但只能説減緩了腐敗蔓延的速度而已，改變政治生態太難”。

　　“發展始終是第一要務”

　　除了官場整飭外，山西經濟的持續低迷也頗受關注。2014年，山西省GDP總量為1.27萬億元，已下滑至全國第24位，這是自改革開放以來的最差成績，4.9%的GDP增速則跌至31個省份之末。2015年第一季度，山西經濟增長更是降到了2.5%。

　　有評論指出，在“一煤獨大”的大背景下，雖然山西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提出了調整産業結構，但時至今日，調整的效果仍不明顯。2015年7月7日，王儒林在會見香港媒體高層參訪團時提到，現在煤炭已經走到“不主動革命就要被革命”的階段。山西遇到的困難，不是比其他省的GDP多下滑幾個百分點，而是造成增長乏力的結構性問題。

　　王儒林坦言，資源型經濟的省份調結構、轉方式不會一蹴而就，壓力將長期存在。2015年，山西省將著力在金融振興、科技創新和民營經濟發展三個方面實現突破。

　　“全面從嚴治黨也好，反對腐敗、加強黨風廉政建設也好，歸根結底還是為了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發展始終是第一要務。”王儒林説。（據《中國新聞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