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6月9日，中央研究院（以下簡稱中研院）成立，成為中華民國最高學術研究機構，現代科學體制在中國初步確立起來。從此，中國科學界無論在學術組織，還是在科學家個人的研究事業方面都迅速發展起來。

　　中研院地質研究所、氣象研究所、天文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所率先成立；化學研究所、物理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相繼設立；動植物研究所、心理研究所次年成立，這些研究所主要設立在南京和上海地區，集中了民國時期科學與人文之精英。1937年8月13日，日軍發動淞滬戰役，炮轟上海；11月進攻南京，12月13日南京陷落，戰爭打破了科學技術常態發展的局面，但更堅定了科學家科學救國的信念。為了不做亡國奴，保存科學火種，完成未竟的科技事業，中研院奉命西遷至昆明、重慶西南邊陲，在後方繼續堅守。

　　西遷：忍辱負重，保存火種

　　1937年11月19日，國防最高會議正式決定遷都重慶。國民政府所屬機構移駐重慶，一些學校、工廠、科研機構也紛紛西遷。中研院也不例外，但對西遷的地址各研究所選擇不同。

　　總辦事處、氣象所、動植物所經武漢、長沙到達重慶；天文所、化學所、工程所經衡陽、長沙到達昆明；史語所、社科所由南京至昆明、陽朔最終到達四川李莊；地質所、心理所、物理所則到達桂林。地質所所長李四光與領導物理研究所的丁燮林是不與蔣介石政府合作的典型代表。為了避免去重慶，“離蔣介石遠一點，以擺脫其控制”，他們選擇了在“蔣桂戰爭”中遭到蔣介石沉重打擊的桂系軍閥所在地廣西，決定將地質所與物理所遷往桂林。這樣，地質所與物理所于1937年末在環湖東路合租了一座兩層樓房，1938年6月搬到樂群路四會街12號蜀園作為臨時所址，六年後再遷重慶。

　　中研院西遷途中，炮火連天，多搶一分鐘就多帶走一些儀器設備、書籍和文獻資料。1938年4月，化學所吳學周接受莊長恭所長的委託，擔負起主持全所遷徙的重擔。此時，運輸工具短缺，上海至昆明的鐵路、公路都不暢通，吳學周決定由海路經香港，繞道越南海防再入昆明，這樣可以避開日寇的騷擾，漢奸的破壞，終於于1938年8月中旬到達昆明。其他研究所雖無化學所這般，但情景也相差無幾，他們歷經跋涉，保存了科學的火種，只待日後為抗戰效力。

　　1934年7月王家楫為中研院動植物所所長，1937年抗戰爆發後，他率動植物所人員撤離南京至衡山、陽朔終至四川北碚。為了保存無法帶走的珍貴動植物標本，他們在夾墻的地下挖了一條深溝，小心翼翼地將標本埋藏起來。1944年5月，動植物所分為動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王家楫任動物研究所所長，抗戰勝利後他隨研究所遷回上海。而1937年埋藏的標本卻丟失殆盡，給王家楫、伍獻文等人留下了終生遺憾。

　　戰時科研：支援前線，強我中華

　　1938年8月，中研院總辦事處、氣象所和天文所、化學所、工程所已順利遷至重慶、昆明；1940年冬，動植物所、地質所、心理所、物理所、史語所，社科所也分別到達重慶、桂林、李莊，科學家們一到遷駐地均爭分奪秒地建立實驗室，就地利用當地資源搞科研。

　　1938年1月，氣象所首先由漢口遷抵重慶，初在通遠門興隆街設辦事處，2月又遷至曾家岩穎廬；總辦事處則于1937年11月到達長沙聖經書院，隨後於1938年2月10日抵達重慶，與氣象所同駐穎廬，房東陳姓，是竺可楨在哈佛大學的校友。房東家住樓下，二層右側為中研院總辦事處用房，後面是研究所辦公用房，左側是氣象所集體宿舍。後因為各種機構陸續遷至曾家岩穎廬，氣象所于1939年5月再遷至重慶北碚，總辦事處於1939年春遷至上清寺，1940年移往牛角沱生生花園。

　　化學所吳學周、柳大綱、王承易等初到昆明即著手研究所的籌備工作，短短幾個月內在小東門外靈光街51號組建了臨時辦公處，大羊坊旺村丁家樓下殿中為小學課堂，樓上為宿舍。1938年9月吳學周為化學所代所長。1939年1月，化學所與工程所實驗館同建於棕樹營。

　　當時我國礦物油極少，加上抗戰爆發後外援不足，因此，設法研製代用品以解決機械的潤滑問題，成為化學所當務之急。他們經研究發現蓖麻子油具有很好的潤滑性質，便加緊了對蓖麻子油的研究，最終試製出飛機潤滑油，並與航空委員會商定大量試用。化學所針對當時陣地上和軍隊中時有瘧疾發生，於是加緊了對奎寧、辛康尼丁的研製，使得軍隊戰鬥力得以提高，且藥品緊張的狀況得到緩解。

　　工程所利用昆明當地的氣候條件，空氣透明度高、日照時間長、氣候溫和、資源豐富等條件研究光學玻璃，試製理化儀器玻璃及藥用中性玻璃，以備裝防疫藥苗供軍方使用。

　　天文所到達昆明後在小東城腳20號租了一所私宅，同時，選定鳳凰山作為臺址，建蓋了三幢平房和觀測圓頂室，它由余青松親自設計，天文所技工周錫金製造金屬部件，臨時工木工製造完成。承接這項工程的是由上海遷至雲南的陸根記營造廠，這個觀象室用從南京帶來的變星儀、太陽分光儀等儀器，繼續觀測研究工作。

　　在四川南溪李莊，坐落在群山中不起眼的房屋是社科所所在地。在傅斯年和陶孟和的帶領下由70位學者組成了中研院最大的研究所，他們在戰火中保存了許多珍貴文物。安陽甲骨文、竹簡以及眾多皇史宬中明清兩代的皇家檔案資料得以保存在這個小村莊而免於焚燬。史語所也在李莊駐足，研究員吳定良與社科所合作共同在艱苦的條件下測定挖掘出的顱骨和甲骨，他終年奔走在少數民族地區作體質調查，為我國體質人類學的發展起到奠基性作用。

　　其他各個研究所西遷後也結合地域、專業為抗戰做著力所能及的貢獻，一批批科學家們在西南後方與前線並肩作戰。在廣西的地質所對湘南煤田進行勘察與研究，進一步論證指出“其有經濟價值者或屬二疊紀，或屬侏羅紀”；前者皆無煙煤或半無煙煤，可供工業之需；後者則大抵皆煙煤，尤為鐵道交通所賴。這一研究無疑為湘南煤田的開採，提供了理論依據，為解決粵漢、湘桂線的燃眉之急奠定了基礎。地質所在所長李四光的帶領下，在廣西鍾山找到了稀有有色金屬鈾礦；1942年，配合資源委員會在贛湘粵黔滇桂六省發現鎢錫礦這一重要的工業原料和戰略物資，為抗戰做出了重要貢獻。

　　物理所在所長丁燮林的帶領下除為工礦企業、各大中學校及醫院機關等製造各種教學儀器及設備外，對戰時急需的無線電通訊，尤其是軍用通訊的暢通無阻做出了重要貢獻。

　　復員：懷揣希冀，助力科研

　　1944年，抗日戰爭勝利的曙光在即，中研院評議會第二屆第二次年會3月8日—10日在重慶國民黨中央圖書館召開。翁文灝、李四光、吳有訓、茅以升、竺可楨、陶孟和等與會，會議探討抗戰勝利後中國科學如何建設的問題，理論科學與應用科學的關係，中國科學學術獨立地位的重要性以及加強國際科學交流的必要性等問題。這次會議為戰後中國科學的復興和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

　　中研院各所在抗戰勝利後進行了復員。回遷至南京的研究所有氣象所、天文所、地質所、史語所、社科所；回遷至上海的有化學所、工程所、動物所、植物所、心理所、物理所，其中工程所大部分人員和設備仍留昆明，在上海和昆明各有其成員和設備，至今仍舊分隔兩地。

　　面對日軍蹂躪破敗不堪的南京城，踏過仍舊平靜的揚子江，科學家們8年前離開上海、南京時的情景依稀可見。而今抗戰勝利了，他們帶著希望和科學家的愛國之心，渴望用自身所長重建百廢待興的中國，彌補戰時流失的歲月。

　　（中國科協“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工程”項目辦公室對本欄目提供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