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又禮

　　對仲輝和聶立立夫婦而言，評價一座城市好壞的標準，基本是由棄嬰數目、福利院的作為程度，以及人們討論起這兩者時的態度來決定的。

　　仲輝和聶立立是CCAI（全稱Chinese Children Adoption International，“國際中華兒童服務中心”）創始人。這是全球範圍內最大的對華涉外收養機構，從事跨國孤兒收養已經23年了。在此期間，11800個中國孤兒順利找到“美國父母”。

　　契機

　　所有的故事源自28年前的一次宴請。1987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神學院的碩士生仲輝應邀到傑克·雷曼教授家做客。雷曼教授在哥大講授美國歷史和西方文明。這個家的成員結構顛覆了仲輝對“家庭”二字的固有認識——8個孩子，高加索和非洲面孔各佔一半，而且4個親生、4個收養。

　　此時仲輝出國還不久，他還記得在中國“收養”不但是一種極其私密的行為，而且還帶了禁忌的羞恥感。但看著這些跨種族的男孩女孩們在後院放肆奔跑、盡情嬉戲，看他們一家人牽手圍成圈在晚餐前閉眼禱告，他感到很迷惑：這世界上難道真有無緣無故的愛嗎？

　　1992年4月的一天，仲輝去拜訪一位大陸朋友小胡，在小胡公寓的茶几上看到了《人民日報》。“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頭版頭條的10個大字進入仲輝的視野。他馬上向小胡借了報紙，帶回家中給妻子聶立立。

　　妻子聶立立是中國改革開放、恢復律師制度後的第一批持證律師，來美後她一直密切關注國內所有與法律相關的資訊，當讀到“外國人允許到中國領養孤殘兒童”時兩人同時脫口而出：趕緊給雷曼夫婦打電話。

　　“雷曼教授，您那麼有愛心，願不願意收養一個美麗可愛的中國女孩？”

　　傑克·雷曼聽了大笑：“太好了！但很可惜我們太老了。孩子需要的是年富力強的爸爸媽媽，不是60多歲的爺爺奶奶。但你們應告訴身邊的人，一定會有許多樂於領養中國孤兒的家庭。”

　　於是，兩人開始悄悄地問身邊的同學、鄰居和教友。幾乎每個人都興奮地告訴他們：“這太好了！我們太願意到遙遠的中國領養一個孤兒了。”

　　燎原

　　艾麗·柏靈在星期天的下午，循例翻開教會簡報閱讀，其中一條短訊吸引了她的視線：如果你的年紀在35歲~50歲，如果你的家裏和心裏都有更多的空間，如果你想收養一個被遺棄的中國女孩，請聯繫我們。

　　她撥過去，語音留了言。過了一會兒，接到一個年輕人的來電。

　　在聽仲輝介紹完收養的大致情況後，柏靈夫婦成為CCAI第一個申請的收養家庭。那是1993年1月18日。

　　接下來他們又陸續接到了一些諮詢電話，到3月，由6個家庭組成的Group1（第一批）即將成型。帶著既興奮又緊張的心情，聶立立打通了湖南省民政廳的電話。但傳送過來的消息卻並不如預期。

　　他們被告知，因為《收養法》尚未完善，中國國內的涉外收養都會關閉。她問這種關閉將會持續多久，得到的回答是：並不確定，可能是6個月，也可能是幾年。

　　直到1993年年底，新的《收養法》出臺。1994年3月16日，他們的傳真機收到民政部發來的6頁紙，上面是6名女嬰的姓名、基本資訊以及郵票大小的照片。

　　3月27日，Group1終於獲准飛向中國，來到長沙。但就在當天，公證處派下來的工作人員卻對仲輝説：“根據新的《收養法》，父母雙方都必須是無子女，我看這個團裏的大多數家庭都並不是這麼回事吧？”

　　仲輝頓覺遭到當頭一擊，他攥著拳頭，不讓自己倒下。7000公里以外，聶立立也正努力讓自己徹底冷靜下來。她試圖將身份轉換成“聶律師”，拿過《收養法》、找出一摞關於各個家庭的詳細情況，開始尋找兩者之間的重合與破口。

　　仲輝回到酒店，招集6個家庭，鞠躬致歉後説：“一部新生法律，可能就像你們所等待的新生兒一樣，很脆弱、不完美，但你們還是愛她。作為一個中國人，我也愛我的國家，並且相信她會好起來。所以，請再給CCAI一點時間。”

　　第一次收養，政府部門間難免會有些資訊溝通不暢。回想起21年前的事情，仲輝已經不願意去回憶太多的細節。

　　其實仲輝夫婦明白，即便這次的收養以失敗告終，也沒有一個人會加以責怪，只是他們不忍看到這些父母們將得卻失的落寞。就這樣，他們堅持下來，CCAI也越來越強大，到第二年，收養家庭的數量一下飆升到140個， 到1998年，CCAI已經成為了全美最大的對華涉外收養機構。

　　想起這一路的曲折，仲輝和聶立立仍會有恍如隔世之感。其中種種絕境多得無法計數，但在走過蠻荒曠野之後，終會進入迦南美地。“況且世界上還有哪個工作能像我們這樣，每天能跟這麼多的家庭和孩子一起分享彼此美好的夢想呢？”（原載《南方人物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