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盛頓郵報》8月2日文章】題：有關原子彈的五個迷思(作者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美國外交史榮休教授格雷格·赫爾肯)

　　1945年8月6日，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了一顆原子彈。另一顆原子彈8月9日落到了長崎。幾十年後，圍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使用核武器的決定依然存在著爭議和誤傳。

　　第一，投放原子彈結束了戰爭。

　　認為投放原子彈促使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的觀點已經成為了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方式和原因的誤解。然而，許多美國人都是這麼想的，而且實際上美國的所有歷史教科書裏也都是如此記載的。

　　日本政府的會議記錄向外界揭示了更為複雜的故事。根據日本史實記載得出的最新且最為全面的學術研究成果指出，相比兩天前廣島遭到原子彈轟炸的事件，蘇聯8月8日出人意料地對日本宣戰或許給東京帶來了甚至更大的打擊。在此之前，日本一直都希望此前已與該國簽署互不侵犯條約的蘇聯人在通過談判結束戰爭時或許能夠充當其仲裁者。正如歷史學家長谷川毅在其著作《與敵人賽跑》一書中寫道，“事實上，是蘇聯發動的攻擊，而非廣島遭到原子彈轟炸的事件説服政治領袖決定結束戰爭。上述兩個事件一起，再加上8月9日投放的第二顆原子彈，在提出投降理由的過程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第二，投放原子彈挽救了50萬美國人生命。

　　美國前總統哈裏·杜魯門在自己的戰後回憶錄中寫道，一些軍隊領導人當時告訴他，如果對日本展開登陸作戰，那麼有50萬美國軍人可能會因此喪命。這一數字在那些試圖證明使用原子彈進行轟炸的做法具有正當性的數據中間已經成為權威數據。不過，軍方當時估算的數字卻並不能為它提供支援。正如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家巴頓·伯恩斯坦所指出，美國聯合作戰計劃委員會1945年6月中旬曾預測稱，定於11月1日開始執行的登陸日本作戰計劃將會導致美軍傷亡人數達到19.3萬人，其中將有4萬人死亡。

　　然而，正如杜魯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所言，在原子彈準備就緒的情況下，如果他沒有使用原子彈，而美軍將士在登陸日本時戰死在海灘上，那麼他將面對美國民眾的怒火。

　　第三，如果不投原子彈就必須登陸日本。

　　使用核武器的決定通常都是可供選擇的方法之一——投放原子彈或登陸日本海灘。但除了進行常規轟炸和對日本實施海上封鎖外，當時還存在兩種得到人們認可的選擇。

　　首先是在軍方使用原子彈之前向日本展示原子彈的威力，或是只證明原子彈的威力而不使用它。美國可以當著來自日本和其他國家的觀察員的面，在一個無人島或沙漠中引爆原子彈，或是用它炸掉位於東京之外的富士山的山頂。展示原子彈威力的這一選擇基於實際原因而遭到拒絕。在1945年8月，美國僅擁有兩顆原子彈，上述方法或許會被證明是無用功。

　　另一種選擇是接受日本的有條件投降。美國從截獲的通信資訊中了解到，日本當時最關注的事情是不要把裕仁天皇當做戰犯對待。“天皇條款”是日本投降的最終障礙。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堅持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羅斯福于1945年4月中旬去世後，杜魯門總統重申了上述要求。

　　儘管美國最終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但“天皇條款”實際上在日本投降後得到了准許。在日本的盟軍指揮官麥克阿瑟將軍戰後説：“無論如何，我都不想貶低(裕仁天皇)在自己民眾眼中的地位。”他在日本投降後向該國外交官作出了相關保證。

　　第四，日本在投放原子彈前接到過警告。

　　美國在實施常規轟炸前已在日本多個城市上空散發傳單，敦促平民逃離現場。有關各國于1945年7月26日簽署呼籲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後，美國散發了寫有“除非日本遵守上述命令，否則將遭到迅速而徹底的毀滅”的傳單。杜魯門在廣播中講話時也曾談到過“從空中降臨的毀滅，在這個星球上前所未見”。這些行動導致許多人相信，日本平民當時收到過有關即將發生的核攻擊的警告。涉及原子彈的一個爭論問題是：“日本人被警告過嗎？”

　　事實上，在核武器首次使用之前，已被選作攻擊目標的那些城市都從未接到過任何明確的警報。美國是有意忽略警報的。他們擔心，接收到預警的日本人會擊落裝載著原子彈的飛機。日本的城市當時已被日常發射的燃燒彈和烈性炸彈所毀壞，而且有近10萬人已在針對東京的燃燒彈攻擊中喪生，所以沒有理由認為《波茨坦公告》或杜魯門的講話將會引起特別注意。

　　第五，在特定時間安排投放原子彈是為了獲得超越蘇聯的外交優勢地位，而且被證明在冷戰早期成為一張王牌。

　　上述結論是修正主義歷史編纂學的一個主要觀點。它指出，美國決策者希望在蘇聯參與相關戰鬥前利用投放原子彈的做法終結針對日本的戰爭，以免讓蘇聯人在戰後制訂和平解決方案時扮演重要角色。使用原子彈也會使蘇聯人認識到這種美國獨有的新武器的力量。

　　實際上，是軍事計劃而非外交優勢決定了實施原子彈攻擊的時機。有關人員接到了指令，要求其“做好準備後儘快”投彈。

　　不過，戰後的政治考慮確實對原子彈攻擊目標的選擇産生了影響。時任陸軍部長亨利·史汀生命令把具有重要歷史和文化意義的城市京都從攻擊目標的名單上刪除。史汀生本人對京都十分熟悉，他和妻子曾在那裏度過蜜月。據史汀生説，杜魯門對此表示同意。其理由是，如此殘酷的行動所帶來的痛苦在戰後很長一段時間裏或許不可能會令上述地區的日本人與我們和解，而不是不可能讓他們與蘇聯人實現和解。

　　杜魯門手下的國務卿詹姆斯·伯恩斯像史汀生一樣希望原子彈轟炸或許會被證明是“與蘇聯隨後進行外交交涉時的一張王牌”。但他們都大失所望。1945年9月，伯恩斯參加在倫敦召開的各國外交部長戰後首次會議後返回美國時哀嘆説，蘇聯人“固執、倔強，而且他們毫不畏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