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紀委對第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雲南省委原副書記仇和嚴重違紀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經查，仇和嚴重違反廉潔自律規定，收受禮金、禮品，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親屬的經營活動謀取利益；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幹部選拔任用、企業經營等方面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鉅額賄賂。其中，受賄問題涉嫌犯罪（7月31日新華社電）。

　　仇和，曾經是一個“符號”，一個人們用以探討民主與效率、強權和公正之間矛盾關係的隱喻。他在江蘇宿遷工作的時候，寧波市委組織部曾派人去學習考察，幹部公示制最早就是仇和在宿遷提出並實行的，不久也在寧波落地生根。對於仇和，筆者起初是“挺”他的，理由很實在：他所到的地方，經濟都在進位；他離開的地方，經濟卻在退位。當時許多一線的市縣領導者，拋開有關仇和的爭議，把他的施政理念與風格運用在了自己的工作實踐中，河南長垣縣甚至發動了一場“一學三做”（學仇和，真情做人、正氣做官、大膽做事）的大討論。

　　當時對“仇和現象”最大的爭議是，仇和試圖“用人治來推動法治，用不民主來推動民主”的方式是可行的嗎？對此，筆者當初的態度也很務實：宿遷很貧窮，要想在短期內實現快速發展，只能是“壓縮餅乾式”的發展，需要採取“外部強制推進”的方式，也就是依賴“一把手”不惜以人治和不民主的方式強制推進。筆者認為，在當時法治和民主還不很完備的情況下，這樣做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當時有這種想法的人不在少數。

　　筆者長期從事黨建研究工作，剖析了許多“一把手”權力失控的案例，逐漸意識到“一把手”權力過於集中是嚴重的制度缺陷。“一把手”只是對黨政正職的一種通俗化稱呼，但很多人理解為權力的集中，權力不受制約。從制度意義上説，黨內並沒有絕對意義上的“一把手”。以用人來説，黨內並沒有個人用人權，用人權屬於一級黨委，任何個人只有平等一票。“一把手”的權力必須收斂，必須設定邊界。據此，筆者開始反思“仇和現象”，意識到任何試圖“用人治來推動法治，用不民主來推動民主”的方式，都是對現有制度的戲弄，是在開歷史的倒車，其危害程度遠遠超過它的正面作用。

　　有學者將“仇和現象”概括為“強人政治”，是有道理的。應該理性對待“強人政治家”，就像當年英國人對待丘吉爾一樣，雖然英國人民對他領導反法西斯戰爭持很高評價，但不再讓他連任首相，因為害怕他的專制權力。就國內政治生態來看，我們也不難發現，大量“一把手”落馬，與權力不受制約有著直接的因果關係。正如中紀委決定所指出的：“仇和身為黨的高級領導幹部，無視黨的政治規矩和組織紀律，嚴重違紀違法，且黨的十八大後仍不收斂、不收手，性質惡劣，情節嚴重。”這種無視約束、不知收斂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

　　仇和落馬，宣告了“仇和現象”的終結。仇和，不再是一種“符號”，“仇和現象”最終走向了它的反面。但“仇和現象”曾經産生過很大影響，一些人也曾為之迷惑，因此，對它進行反思和批判，是必要的、值得的。對手握重權的領導幹部來説，應該通過對“仇和現象”的反思，引以為戒，不是被動地、而是自覺地走進“制度的籠子”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