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戰，對中國知識分子是一次淬火。

　　愛國團結，剛毅堅卓、艱苦奮鬥——清華大學教授、百歲老人王繼明如此概括民族危亡之際自己所受到的教育。

　　七七事變後，作為當時中國文化中心的北平淪陷，日寇對北平的文化機構尤其是大學進行了瘋狂破壞，妄圖摧毀中國之文脈、要讓中華民族“亡國滅種”。受過五四運動洗禮素有反帝愛國傳統的北平文化界人士不畏強暴，或“文軍長征”，遠走西南復校，培育復興火種；或堅守危城，捍衛民族氣節，寧死不屈。

　　在抗戰勝利70週年之際，走進歷史深處，仍能清晰感受到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鐵骨錚錚、浩然正氣，還有他們深刻的愛國主義情懷，傳承至今。

　　鐵蹄之下

　　1937年7月5日，清華大學土木係大一學生王繼明回河北灤縣老家過暑假，三天后，“七七事變”爆發，華北大亂。

　　“風物涼爽，窗外荷池猶存紅花一朵。哀蟬寒蟄，鳴不絕響……”這是時任清華大學教授的吳宓“七七事變”後在日記裏寫的清華園的景象，槍炮聲中，吳宓多次冒險回到校園，流連忘返。清華的師生們，如此留戀這片讀書人的凈土，但他們都知道，在日本人的鐵蹄下，已不可能在北平繼續靜心讀書了。

　　北平淪陷後，日軍佔領清華。一片凈土，被蹂躪得面目全非：學校成為日軍的兵營和傷兵醫院，學校設施、儀器設備、圖書均遭受洗劫，體育館被用作馬廄和食物儲藏室，木地板全被拆毀，更有甚者，新南院竟成了隨軍妓館……

　　侵華日軍每攻佔一個城市，均有計劃摧毀和破壞中國文化：焚燬出版機構、破壞大學、佔領學術機構、劫掠圖書文物、殘害知識分子……清華大學的噩運，成為日寇摧毀中國文化機構的一個縮影。

　　《北京市抗日戰爭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産損失》一書顯示：北平淪陷期間，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均遭洗劫：清華大學從建築物到圖書、儀器，均遭到日軍瘋狂壞和掠奪；北大沙灘紅樓淪為日軍憲兵司令部，多位留守教職工遭受嚴重身心折磨，最為惡劣的是，日軍劫掠北大圖書館館藏珍品《俄蒙界線圖》，這一孤本文獻，迄今下落不明……

　　北平淪陷之初，這裡的知識分子，都在面臨艱難的抉擇。吳宓深感悲憤無望，在日記中這樣寫道：“聞報，知戰局危迫，大禍將臨……今後或自殺，或為僧，或抗節，或就義。”

　　而此時，同為清華大學教授的朱自清、聞一多等也在為國家的命運憂心忡忡：到底該以羸弱之軀親赴戰場，還是該保住文脈，使“弦誦不斷絕”。

　　文人“長征”

　　王繼明在老家滯留半年，得知清華、北大南遷並與南開組成西南聯合大學後，不顧家中反對，踏上複學之路。

　　“清華先是南遷長沙，次年再遷昆明，與北大、南開兩校組成西南聯合大學，遷校、複學，條件之苦，後人難以想像，但師生們即使在敵機狂炸下，弦歌不輟，充分顯示抗敵必勝、重建祖國的決心。”王繼明回憶説。

　　為了保全民族的文脈，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了艱苦卓絕的“文人長征”，包括吳宓、朱自清、聞一多等，櫛風沐雨，翻山越嶺，向西，一路向西！

　　據統計，從抗戰爆發到1938年8月底，我國108所高校，有91所遭到破壞，10所遭完全毀壞，25所因戰爭而陷入停頓。為此，全國106所高校進行了300多次搬遷，遷校3次以上的有19所，8所高校遷校達4次。

　　“我當時在西南聯大經濟係學習，那時的宿舍都是茅草房，上下通鋪擠了40個人，教室是夯土墻、鐵皮屋頂，窗戶上糊的紙。課桌是帶扶手的木椅，吃的是糙米陳米，有時還有耗子屎，菜裏油水很少。”不久前以92歲高齡去世的北大經濟學教授張友仁，生前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回憶説。

　　艱難困苦，猶似寶劍淬火的熔爐。西南聯大，創造了中國教育史上的奇跡。“聯大培養學生八千人，有諾貝爾獎獲得者，‘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獎獲得者、兩院院士、教授專家多人以及當時直接參軍抗戰勇士千余人，其中不少人為國捐軀……在那種極端困難條件下，確實是個奇跡！”王繼明感慨地説。

　　西南聯大的畢業生中，有一位傳奇人物：他是北大哲學系教授鄧以蟄的兒子，北平淪陷時正讀中學，在日本人組織的慶祝會上憤怒地撕碎了日本國旗，為避禍逃離北平，途經上海、香港和越南的海防、老街，到達昆明，1941年考入西南聯大物理系。

　　他就是鄧稼先，新中國的“兩彈元勳”。

　　鐵骨錚錚

　　八年抗戰，留守北平的知識分子，一直沒有中斷血性反抗。

　　北平淪陷後，因為燕京大學為美國財産，日軍有所顧忌，暫時沒有佔領燕大。未及撤到後方的學生拒入偽大學，紛紛報考燕大，燕大則儘量多招生，以培養更多的愛國青年。在燕大，《義勇軍進行曲》常在校園飄蕩，凡是要到大後方或延安的學生，學校都要為其送行，不僅絕對保密，有的還資助路費。日軍對此早如芒刺在身。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燕京大學被查封，陸志韋、趙紫宸、侯仁之等十余名教職員被逮捕，關押在日本憲兵監獄。

　　在監獄中，陸志韋被折騰成皮包骨，敵人要他寫悔過書，他寫下“無可悔過”四個大字。

　　鐵骨錚錚！

　　北大教授馬裕藻因年邁和患高血壓未能轉徙內地，北大指定他和周作人、孟森、馮祖荀四位教授留守並照看校産，時稱“北大留平四教授”。後周作人投敵，日寇數次命周作人去請馬裕藻出山任教，馬裕藻斷然拒絕。由於周作人屢來，最後馬裕藻的幼子馬泰奉父命對周説：“我父親説了，他不認識你。”

　　馬裕藻當時有“好好先生”之稱，但在民族氣節方面，毫不含糊。他的學生張中行曾回憶説：“他堅信中國最終一定勝利，而且時間不會很久。”張中行每次去看他，他見面第一句話總是問：“聽到什麼好消息嗎？”

　　1945年4月，馬裕藻含恨辭世，最後時刻還在病榻上念叨“天快亮了，天快亮了……”4個月後，日本投降。

　　1946年，王繼明重返北平，協助王裕光教授進行清華校園修復工作，他又回到了自己摯愛的清華園，至今仍未離開。

　　當年青春學子，如今已成百歲老人。王繼明説，抗戰期間，他所受到的愛國團結，剛毅堅卓、艱苦奮鬥極深刻的教育，“受益匪淺，永銘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