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賢的最新電影《刺客聶隱娘》已定於8月27日在全國上映。在之前的第68屆戛納電影節上，他因此片斬獲最佳導演獎。

　　本文由2015年5月28日朱天文在La FEMIS（法國高等電影學院）講座整理所得，她在講座裏談到侯孝賢電影創作的大量細節，講座以問答討論形式進行。

　　“侯孝賢非常親近文字”

　　問：能談一談您是如何與侯孝賢導演相識，並開始合作的嗎？

　　答：要講起來的話，那是很久以前的往事了，應該是1982年，上世紀80年代初，我寫了短篇小説《小畢的故事》，在台灣的《聯合報》上發表。當時，我們那一代是不看台灣自己製作的電影，我們從小看得最多的是好萊塢電影。到了讀高中、大學時，都看歐洲電影。

　　那個時候正好是香港電影掀起新浪潮，像徐克、許鞍華啦，我們看他們的電影。我這麼一個短短的故事在《聯合報》上登出來後，侯孝賢通過一個朋友，就是他的攝影師陳坤厚，説要來買《小畢的故事》，我都不知道他們是誰。

　　既然他們要買這個版權，我就答應了。我在明星咖啡屋看到了兩個人，一個是侯孝賢，還有一個就是陳坤厚，其實就是兩個小鬼，非常年輕，不是我們印象裏電影圈的人。所以，一談下來就覺得有些一見如故。當時版權價錢談的是1萬元台幣，當時侯孝賢還説1萬元台幣太少了，要不要給我2萬元台幣，可是後來還是1萬元台幣賣了這個5000字的短篇故事。

　　那時真是年輕呀，候導説那你就回去寫劇本吧。在寫劇本之前，他給了我兩張電影票，是當時正在上映的《在那河畔青草青》。我和另一個編劇、我的少年朋友丁亞明，我們一起到戲院看了當時所有金馬獎入圍作品的展映。一看，才發現原來他拍的東西是這樣的，我們也非常驚訝。

　　問：侯孝賢在見您的時候緊張嗎？因為您的父母也是知名作家。

　　答：我不知道他那時候緊不緊張，可是我覺得侯導有個本事。我們中國人可以素面相見，就是直面相見，不管你是總統還是知識分子，可以和各個社會階層的人直面相見，我覺得那是他很大的特點。

　　問：侯孝賢平時都看什麼書？

　　答：他從小就什麼書都看。他其實非常親近文字，他是我認識的導演中少數書看得非常快的。

　　電影的三次復活

　　問：侯孝賢的電影和劇本是什麼關係？

　　答： 其實一開始只是個大概的劇本，到了現場之後，會有幾次大的修改。一次是紙上作業，一次是現場拍攝，還有非常重要的最後剪接，所以會有3次大的轉變。已經去世的法國導演布列松曾經講過自己的經驗：電影在腦中想時是活的，死於劇本的創作；在拍攝時復活，又死於底片；在剪接時又復活了。

　　布列松所謂的“在腦中想時是活的”，其實就是我和侯導對劇本的討論過程，因為討論就像是牛在耕田。在討論過程中，導演要的那些東西已經在他的心裏和腦子裏了。我們怎麼去想像，去和有趣的東西結合，這個時候是活的。到了差不多的時候，我把這些東西寫出來，這個階段就是布列松説的“死於劇本”。

　　這時候，導演就是看景，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找場景。所以，在劇本發展的時候，導演就自己去開展工作了。

　　“死於劇本的創作”，這句話不是假的。我常常説我是在做秘書，就把討論過程寫成大家都可以看得懂的文字。侯導用他女兒在讀小學時的作業本寫來寫去，這個本子沒有人看得懂，可是我們在一起討論，所以我肯定看得懂。他就把這個本子上的草稿也好，所有你想的軌跡也好，都扔給我，我根據它整理出來，寫成文字而已。

　　不知道最後底片拍出是什麼東西，這就是“死於底片”。我們到剪接機上開始看這些底片，剪輯片子，會發現很多攝影機捕捉的好東西，可能在拍攝現場都不知道，侯導就把覺得好的東西都挑出來重新組合。所以説它們“在剪接時再次復活。”

　　侯導拍電影時哼的歌最適合做配樂

　　問：在與侯導的合作中，您只是進行劇本創作，還是也參與了電影的剪輯等工作？

　　答:早年也是會去剪輯室的。我當時其實是一個不了解電影的人，從頭到尾參與了大概3部電影的拍攝工作：從寫劇本，到電影拍攝，再到剪輯，最後到放映。親自參與電影拍攝的整個過程，對於我來説算是啟蒙教育吧。我十分震撼地發現，劇本和寫作的差距竟如此之大！關於這個過程，我寫過一本書叫《戀戀風塵——一部電影的開始到完成》。我的另一個工作是推薦書給侯孝賢導演，我會把我覺得好的書推薦給他。

　　問：您是寫小説出身的，跟侯導合作寫劇本後，寫作風格有沒有什麼改變？

　　答：我想，即使有改變，應該也是一種我不知道的改變吧。起碼遇到的人不同吧。比如他的整個工作團隊，工作範圍不一樣，這些是比較明顯的改變。至於在寫作方面，即使有，可能也是我自己沒有感覺的。

　　問：當你們在創作一個人物的時候，他如何跟您溝通他想要的人物？比如在電影《南國再見，南國》裏……

　　答： 拍這部片子的前一年，侯導攜《好男好女》參加戛納電影節。當時幾個主要演員，比如林強、高捷和伊能靜，都住在同一間公寓裏。有一天，他們每人買了副綠色的眼鏡， 侯導看到他們戴著眼鏡進進出出，就有了靈感。林強的頭很扁，像得了小腦症，再加上一個高個子、一個女孩子，這樣的組合看起來就很有故事。

　　就像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他在小的時候，每個週四總會在窗前看到一個全身穿黑衣服的媽媽帶著小孩走過他家門前的大路。就是憑著這個印象，他後來創作了一篇小説叫《格蘭德大媽的葬禮》。

　　問：在一次訪談中，您提到您和侯導在一起最美好的時光都是在談論將要拍攝的電影，而且你總是因為一些無法解決的技術問題而對上映的電影感到失望。

　　答： 在劇本討論時，那種很充沛的東西就好像100％的果汁。然後，接下來所有的拍攝過程，在我看來其實是打折再打折。往往從編劇的立場來看，拍出來的片子，都是稀釋到1％的加味水。這是我非常個人的想法，而且是從編劇的立場來看的，所以我每次都會失望。不過，從劇本創作到電影完成，這是另外一個東西，你必須接受它。影像的東西，跟文字的思考確實是非常不一樣的！

　　（據《外灘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