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生部數據顯示，我國每人平均重大疾病醫療支出超10萬元，惡性腫瘤平均治療費用達15萬元。“在社會醫療保險外投保商業健康險，是必要的選擇。”中國人壽董事長楊明生認為，商業健康保險發展與群眾的健康保障需求存在較大差距。

　　中國人民健康保險公司總裁宋福興説，我國商業健康保險保費在總保費中佔比不足7％，成熟市場一般在20％到30％；健康保險賠付支出在醫療衛生費用總支出中佔比不足2％，發達國家通常在10％左右。

　　“如果2020年商業健康保險賠付支出能佔我國醫療衛生費用的4.5％左右，其在國民經濟、醫療衛生領域的作用將得到有效發揮。”北京工商大學保險系主任、保險研究中心主任王緒瑾説。

　　作為商業性健康養老保險未來方向之一，當前保險業與養老産業的融合發展“初衷美好，走勢野蠻”。專家表示，保險業參與養老産業建設，做得好可破解養老困局，並帶動就業。根據測算，我國有2億老年人口，按8％計算有1600萬人需要住進養老院。目前養老院僅能提供400萬張床位，缺口1200萬張。“如果這些床位建立起來，按一個人照顧兩個老人計算，可以解決600萬人就業，間接帶動1000多萬人就業。”

　　“絕大部分保險公司投資養老産業是借雞生蛋，要麼做旅遊房地産，要不就是變相拿地。”東部地區某保監局負責人説，“地産是實，養老是假。”

　　對於我國商業健康險面臨的尷尬，業內人士表示，制度擠壓、政策限制、資訊“梗阻”是造成當前困境的主要原因。

　　受社保制度和調控政策限制，保險公司盈利無從保障。當前，我國社會醫療保險與商業健康保險之間邊界模糊，社會醫療保險管理部門將補充醫療保險納入社保管理體系，嚴重擠壓商業健康保險的生存空間。多位保險公司中層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以大病醫保為例，保險公司“只能硬著頭皮”參與。

　　“不參加與政府搞不好關係，也不能體現出我們國有大公司的地位，但實際上保險公司在與政府的合作中處於弱勢，無法對剩餘資金分配自主合理安排，也無法控制賠付率，國家也並沒有出臺商業保險公司參與運營的具體操作辦法。”蘇北一位不願具名的保險公司負責人説。

　　王緒瑾説，美國醫保政策規定，政府由商業保險公司運營的醫療保險，資金的80％用於參保人，20％交由商業保險公司作為經營管理經費。這就對保險公司的運營形成了實際支援。

　　受醫療體系銜接和利益共用機制約束，保險公司風險控制能力無從發揮。記者在採訪中發現，健康險經營最主要的風險是醫療費用風險，而控制費用的發生則需保險公司與醫療機構密切合作。

　　上述監管部門負責人説，醫療保險運營中道德風險突出，出現冒名就醫、過度檢查、過度醫療、濫用藥物等行為，醫院缺乏醫療監督機制和減損激勵機制，對騙保行為的不作為令保險公司只能被動承擔風險。此外，當前我國公立醫院醫療資源供求緊張，保險公司對醫療費用的形成沒有話語權，無法進行積極的風險控制。

　　鎮江市保險行業協會秘書長康勇説，由於缺乏衛生政策和基礎數據支援，醫療行為難以管控，商業健康險普遍存在高賠付、高成本、盈虧平衡期長等經營問題。

　　醫療賠付基礎數據收集不足，健康險産品定價存在技術性困難。眼下，醫療體系內IT系統收集的數據無法滿足保險公司對數據的需要，且保險行業內部、保險行業和醫療、社保行業之間均未建立有效的數據共用機制，對於疾病發生率的統計、準備金提取等精算假設和方法無法進行有效支援，從而産生産品定價風險。

　　人保財險執行副總裁王和表示，健康保險説到底是健康管理，健康管理説到底是健康資訊管理，要從根本上解決資訊不對稱和專業化資訊管理問題。根據國外健康險經驗，理想的資訊數據基礎設施包括

　　疾病、手術、藥品和檢查等收費標準數據庫，能夠提供對保險公司承保的所有投保人的醫療數據進行實時監控和統計分析，從而對險種、保險責任、被保人等進行有針對性的風險管控。

　　有業內人士表示，以醫保系統為例，在甘肅和青海，報銷資訊系統不暢通，不僅縣和縣之間、市和市之間，就是市本身的醫療和社保機構之間，資訊也不連通、不相容。“而美國、英國，只要是政府部門，誰都可以分享這些資訊。”

　　扶持商業健康養老險發展，是破解老齡化困局的必由之路。業內人士及專家認為，宜通過稅收杠桿、完善機制、融合發展等務實舉措，推動商業健康養老險發展。

　　（本版稿件除署名文章外，均由記者熊湘怡、郭宇靖、吳鐘昊、劉巍巍、詹婷婷、李芮采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