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網編者按：7月21日，廣州美術學院圖書館原館長蕭元涉嫌貪污在廣州中院受審。不管是“監守自盜的圖書館長”，還是“不設防的圖書館”，無不顯示出國內部分館藏體系在藏品保管、審批、取件等方面的諸多監管空白，這也極大程度地引發了業界對館藏制度的反思。資深評論家和藝術經濟學家馬健在追溯蕭元書畫調包始終的同時，立足於館藏體系的鑒證備案和數據庫建設來預防以上監管漏洞，同時強調加強“審計”工作，明確整改責任落實到人。可以説，保護館藏書畫安全，刻不容緩。

　　近日，在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的廣州美術學院圖書館前館長蕭元監守自盜十年，涉案價值過億的館藏書畫調包大案，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此案的重要意義在於，不僅將文化系統內一些博物館、美術館、文化館和紀念館長期以來都或多或少存在的偷梁換柱現象置於鎂光燈下，而且通過庭審展示了很多令人唏噓不已的細節，為館藏單位的收藏安全拉響了警報。

　　儘管廣州美術學院圖書館畫庫共有三道門，根據管理制度，三個管理員各有一把鑰匙。藏畫出庫時，需要三個管理員共同在場才能打開三道門。然而，一方面，館長和副館長還各有一套圖書館藏畫庫的鑰匙；另一方面，蕭元平常只需要三道門中兩道門的鑰匙就可以進入畫庫，因為“第三道門從未認真鎖過”。此外，按照蕭元的説法，“圖書館沒有人懂畫，他們最多只能點點數，哪怕借出去真畫，還回來的是贗品，也根本看不出來”。由於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廣州美術學院相關專業的老師和研究生都可以憑證件借閱館藏書畫真跡，而且借閱時只需在管理員處進行登記即可。倘若果真如蕭元所言，那麼，館藏書畫的調包還真不是件難事。

　　蕭元聲稱，早在2003年，廣州美術學院圖書館藏畫進行數字化處理的時候，擔任館長的他第一次進入畫庫時就發現，有些藏畫已經被掉包了。但他“出於貪念，並未吱聲”，反而受此啟發，找到了一條臨摹掉包的發財捷徑。蕭元還提到，掉包現象在他任職之前和之後都沒有停止過。他被公安機關抓獲後就發現，自己多年前用於調包的偽作，又被別人當作真跡“二次調包”，換入的則是偽造得更為拙劣的贗品，“因為畫技拙劣，我一眼就看出來”。值得一提的是，雖然他曾向辦案人員指出這一發現，但並沒有引起重視。假如不是因為廣州美術學院校友在某次拍賣會上發現上拍書畫鈐有廣州美術學院的印章，並舉報到學校，那麼，涉案時間長達十年之久的這起館藏書畫調包案可能依舊還未東窗事發。

　　事實上，筆者就多次聽説，某地文化館館藏的齊白石書畫不翼而飛，某某紀念館館藏的張大千書畫由真變假，某某圖書館上款的郭沫若書法現身拍賣會場……就目前的狀況而言，對館藏書畫進行全方位的鑒證備案和數據庫建設不僅可以摸清館藏家底，而且可以防止偷梁換柱，是解決當前諸多問題，預防管理漏洞的關鍵，可以説是刻不容緩。

　　從技術上講，早在2008年，中國藝術科技研究所藝術品科研中心主任尹毅就帶領其科研團隊開始了中國書畫防偽備案的新技術研究。他們發現：第一，在微觀條件下，每一張宣紙類書畫紙的任何一處纖維形貌都是唯一的。由於這種微觀形貌的差異主要來自於天然纖維自身的特殊性和特定生産工藝的偶然性所形成的獨特結構狀態，因此，目前的技術尚無能力複製書畫紙張纖維結構的微觀形貌。第二，除了紙纖維結構的獨特性，墨、色和印跡融合於書畫紙獨一無二的纖維結構後所形成的微觀形態也是獨一無二的。這兩個“獨一無二”狀態的結合，就形成了一件書畫具有唯一性的微觀形貌特徵。第三，不同時期、不同産地和不同品種的書畫材料的內部物質成分各有差異，而各種紙、墨、色、印中的不同物質成分又都具有不同時空的烙印，因此，對書畫的物質成分進行檢測備案，也就具有了防偽意義。根據上述原理，鑒證備案之時，只要在書畫畫面的特定位置採集微觀形貌和物質成分的數據並將其錄入數據庫，就可以成為日後比對識別的“鐵證”。隨著該項研究的不斷深入，相關技術應用於實際指日可待。

　　欣聞全國美術館藏品普查工程正在各地推進，這項工程有望在三年內摸清各地公立美術館的家底。在筆者看來，相關主管部門在大力推動各博物館、美術館、文化館和紀念館等收藏單位全面鎖定現有館藏書畫的基本資訊，乃至構建館藏書畫備案管理體系時，還應在兩個環節加強管理：一是藏品出庫和入庫環節，必須比對數據，明確把關責任，防止偷梁換柱；二是單位負責人和保管責任人工作變動時，必須進行館藏藏品的“審計”，從而明晰每一時期的管理責任，防止糊塗賬的出現。

　　（作者係中國東方文化研究會創意産業委員會副主席、藝術經濟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