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京證的存留，實際上關係到未來北京治堵、治污的思路能否向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轉變

　　一家財經媒體近日報道，有關部門正在進行研究，醞釀是否需要取消外地車進京“隔三岔五”辦理進京證的制度。在筆者看來，隨著京津冀一體化交通先行的大棋，政府職能向簡政放權、便民服務扭轉，以及在各領域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以進京證為代表的車牌限外管理思路越走越窄，越早取消越得民心，越符合現代城市治理思路升級的方向。

　　進京證本質屬於一種行政許可管理手段。要辦理進京證，需提供駕駛員身份證、駕駛本、機動車行駛本以及機動車交強險等材料。雖然辦理進京證的過程可以在幾分鐘內完成，並且不收取任何費用，但是由於辦理地點往往在城郊，車主動輒往返幾十公里不説，排長隊辦理也是家常便飯。不僅如此，在辦理完成後，車主還要將進京證放置在前擋風玻璃下的醒目位置上，便於日後道路上的檢查。整體看，由於設置這個進京證，需要高昂的社會總體成本，包括辦證時間，辦證所需經濟成本，交警用於路面抽檢所需執法成本、路面擁堵成本等等。

　　用歷史的眼光看，進京證起到了尾氣環保控制、進京車輛資訊管理等作用。但是隨著限購和限行政策實施，上外地車牌逐步成為北京市民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這就使得進京證的辦理無比尷尬：住在城裏的人要開車到郊區去辦進京證，而且每週都要往返。更重要的是，按照這種“限外便己”的管理思路，天津、石家莊等直轄市、省會城市均可以設置自己的進城證。如此下去，古人留下的城門不見了，附加於行政區劃的“行政城門”卻發威，阻礙汽車社會的運轉效率提升，羈絆京津冀一體化交通先行的步伐。

　　有趣的是，早先外地車主可以辦理為期半年的長期進京證，但隨著進京證成為遏制北京人上外地車牌的重要手段，長期進京證不能辦理了，外地車主只能頻繁往來于六環附近的辦證機構。當下，各部門各地都在簡政放權，以便民的思路解決老百姓辦證難。主要的發力點一是簡化手續和所需各種證明，再有就是讓老百姓少跑點路，少花點時間，少折騰幾次。從這方面看，進京證的管理改革思路確實需要好好研究論證一下。此外，還應真正發揮網際網路和監控設備的作用，用更先進、更便民的科技管理手段替代車證發放加路檢式管理。

　　交通管理政策往往牽一髮而動全身。目前，以北京市為例，限行、限外、限購為組合拳構成的行政管理手段已經發揮到極致。但限字訣發揮出的邊際效應卻在衰減。因為要限行，所以要限購，因為要限購，所以要限外。限來限去，不知不覺間陷入管理的圍城怪圈。而進京證的存留，實際上關係到未來北京治堵、治污的思路能否向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轉變。舉例來説，目前的尾號限行和限購，能否以擁堵費、停車費調整等市場化組合拳替代？

　　我國立法法已經明文規定，應當制定地方性法規但條件尚不成熟的，因行政管理迫切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政府規章。規章實施滿兩年需要繼續實施規章所規定的行政措施的，應當提請本級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其常務委員會制定地方性法規。沒有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的依據，地方政府規章不得設定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或者增加其義務的規範。

　　僅僅依附於紅頭文件的限行、限購、限外，未來勢必要沿著依法行政的方向進行變革。目前看，非重污染天氣條件下，大城市中心區的限行能不能通過大氣污染防治法的修訂找到上位法依據還是未知數。至於明顯減損公民權利的各種限制行為，更是容易成為引爆點，相關政府部門應當忠於法治精神，早日用市場化手段替代。

　　需要考慮的問題還有未來，北京全新的佈局與交通管理的關係。近日閉幕的北京市委全會正式公佈，聚焦通州，加快市行政副中心的規劃建設。隨後，北京規劃委明確表示，將有序推動北京市屬行政事業單位整體或部分向市行政副中心轉移。至此，通州作為北京市副中心的“新身份”正式亮相。在相關規劃正式亮相之際，未來北京的交通管理模式同樣受到高度關注。作為北京大城市病的重要表現之一，交通問題一直令各方頭疼。能否抓住通州加快市行政副中心的規劃建設機遇，以及有序疏散的趨勢，使北京的交通管理邁上新臺階，已經成為一道必答題。

　　筆者認為，京津冀一體化戰略以及聚焦通州加快市行政副中心的規劃建設，為北京交通治理提供了立體、綜合、長遠“調理”的難得機遇。不同於以往管理者僅僅面對車路單一矛盾，只能在限字上做文章，未來可以伴隨新的規劃建設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交通問題的更高層次治理。而想讓行政區劃的邊界被一體化的通暢打通，勢必要調整行政限制管理的手段。文/南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