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國美術館高調啟動“20世紀中國攝影大師作品”收藏計劃，以民國大家郎靜山“集錦畫意攝影”為先河，並著手討論吳印鹹、王文瀾、解海龍等其他重要攝影家收藏展的事宜。此外，中國國家博物館在2012年舉辦了共産黨新聞攝影開拓者沙飛的戰爭影像收藏展，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在2013年舉辦了翁乃強文革紅色系列的收藏展。國家的三大收藏機構幾乎同時開始收藏中國攝影史上重要攝影家的重要代表作，標誌著對“攝影作為上世紀最重要的藝術形態”的認同。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當代藝術興起後，一批採用攝影媒介創作的當代影像藝術作品得到了國外藏家的青睞。甚至有外國人列出值得收藏的100位中國攝影人。2001年，法國文化部和蓬皮杜藝術中心在平遙國際攝影大展上，收藏邵逸農和慕辰的《家譜》和晉永權的《三峽》後，眾多的國外的美術館、攝影博物館和投資機構都參與到了中國影像藝術品收藏中。

　　九十年代的中國藝術家們，不僅對影像藝術品的價格沒有概念，對藝術的評判也無所適從，在西方評價體系和超高價位的影響下，出現了一大批迎合外國藏家喜好的“當代影像藝術品”。在這樣背景下發展起來的中國攝影收藏，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攝影文化的影響。

　　在西方超高價位和評價體系的引導下，市場上出現了一大批迎合外國藏家喜好的所謂“當代影像藝術品”，在這樣的生態環境和背景下出現的中國攝影收藏，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攝影文化的影響。

　　2003年廣東美術館館長王璜生斥資100萬，收藏601張中國紀實性攝影作品，並舉辦了《中國人本》攝影收藏展。該展不僅引出了攝影收藏是收藏藝術，還是收藏史料的學術爭論，也引發了如何建立與西方不同的中國所特有的攝影收藏文化、體系和價值判斷的思考。

　　攝影猶如其他的藝術，是國家一個重要的文化形態。經過二十年的發展中國的影像藝術也已經進入了世界攝影史的視野，但中國攝影收藏體系的構建卻剛剛開始。現在的收藏市場大致有早期原版老照片、紀實性攝影藝術和當代影像藝術（包括藝術攝影和採用攝影媒介創作的當代藝術作品）三大類，目前最大的中國影像藝術品交易平臺華辰影像又將其細分為：中國重要攝影家的代表作；中國歷史和攝影史上著名的影像（攝影者不詳）；藝術攝影（fine art photography，包括沙龍攝影和畫意攝影）；當代影像藝術（包括用攝影媒介創作的當代藝術）；攝影技術技法發展史重要的作品；國外名家名作；底片；攝影圖書（古籍善本影像書）；手稿和信札；等類別，並從中延伸出CDV（名片照），立體照片、照相館的照片、明信片中的攝影等具有攝影文化特徵收藏脈絡，還有具有中國攝影文化特色的早期戲曲照片、紅色影像和長卷大合影等收藏脈絡。這樣的分類和脈絡需要不斷地發展和完善。

　　攝影收藏的本質不是影像資料的存檔，而是對影像文化、影像藝術和影像科技的保存和傳承。除了避免西方價值觀的影響外，國內“攝影收藏是收藏曆史”的觀點也在誤導著中國攝影收藏的實踐。以《中國人本》為例，這是一個依照“曝光不足”（後改為“中國人本”）的理念，挖掘由於政治和歷史的原因未能發表和傳播的影像史料，沒有考慮攝影家藝術成就的收藏展。2005年河南博物館依據藝術家的成就收藏了100位本土攝影家的作品，並開始舉辦河南重要的攝影家的回顧展或學術收藏展，為構建中國攝影收藏應該收藏藝術家的文化和體系提供了一個有益的範本。

　　此外，攝影史料的缺失也導致了中國影像藝術品評價體系的缺失，以至於無法對作品進行準確的攝影史定位。第四，很多經典攝影家作品中當代觀念的缺失、當代影像藝術品中攝影媒介藝術本體的缺失也對中國攝影收藏的品質産生了較大的影響。

　　不過，中國的影像藝術已經敲開了國家美術館和博物館的大門，中國已經出現了十多個在建的攝影博物館，很多不收藏藝術品的檔案館和圖書館在收藏攝影！此外，還有一批民間、公益收藏機構，如IDG風投、香港夢周基金會、北京泰康人壽、影易時代、三影堂、河南全視影像，蘭州穀倉，淄博雲志藝術館等數百家機構共同參與到了攝影收藏中。

　　此外，在財富效應的驅動下，國內陸續出現了一批專業影廊，而幾乎所有經營當代藝術的大畫廊也都涉足了影像藝術品的交易。在拍賣市場上，就有北京的華辰、嘉德、中國書店（海王村）、華夏國拍、保利、匡時、誠軒、泰和嘉誠、雍和嘉誠、銀座、傳世、中漢、藝融；上海的泓盛、朵雲軒和陽明；杭州西冷等二十多家國內外拍賣行涉足了中國影像藝術品的交易。香港蘇富比開拍中國當代影像藝術品和2014年上海藝術影像展，則進一步推動了中國影像藝術品交易市場。持續發展的中國攝影收藏市場，需要一個健康的有中國特色的學術評價和價格體系。

　　美國知名攝影文化史學者瑪麗·沃納·瑪利亞敏銳地意識到中國攝影收藏的興起，她在其2015版的《攝影文化史》中不僅增加了“聚焦中國”的章節，還對新時期的中國影像藝術評論道：“在中國，當代影像藝術正在不斷繁榮，由官方攝影師所拍攝，或非主流攝影家所創作的那些具有歷史意義的影像，在緩慢地進入到公眾視野中，隨處可見。這似乎彰顯了一種可能性，這個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最終能夠構建起自己的影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