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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項目經理:創新機制讓中企在海外“走得好”

  • 發佈時間:2015-07-17 00:31:52  來源:經濟參考報  作者:佚名  責任編輯:羅伯特

  “一帶一路”戰略涉及各個行業,其中基礎設施建設是優先領域,目前在談的港口、機場、高速公路、鐵路等項目明顯增多。鋻於中國企業在鐵路、港口、公路、機場、通信等領域的建設優勢,今後將有越來越多的企業走出去。然而,“走得動”“走得好”絕非易事。

  由中國企業承建的斯里蘭卡南部鐵路是這個南亞島國90年來興建的首條鐵路,計劃連接“海上絲綢之路”沿線斯里蘭卡的兩個戰略港口——首都科倫坡港和南部的漢班托塔港。據斯里蘭卡南部鐵路施工方中鐵五局項目經理呂兵新介紹,中國企業走出去既需要企業克服水土不服,改善海外項目的商務管理、設計管理、施工管理,也需要國家改善和改革相關融資政策、國企改革考核機制和項目運營方式。

  目前,中國企業海外項目遇到的常見問題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中國速度”成短板

  中國企業海外承建工程的一大優勢是“中國速度”,同樣的工程,所需工期一般都低於其他外國企業。但在一些發展中國家,一方面缺失各類工程的監理經驗,社會協調能力弱;一方面法律條規雖然陳舊卻非常刻板。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速度”有時反而成了短板。

  以斯里蘭卡南部鐵路為例,總承包商中國機械進出口有限公司(中機)2009年與斯方業主達成項目承包意向時,項目貸款尚未落實,中機2010年根據業主交付的一張路權圖開始規劃線路。但是後來發現,這張早期繪製的路權圖並沒有法律效力,且標識物已發生許多變化。資金到位開始徵地施工後,才發現項目路權界不清,沿線地質條件複雜,而斯方業主在拆遷等方面協調能力差,決策緩慢,監理經驗匱乏,從而嚴重影響了工程進度。

  此外,斯里蘭卡的氣象條件、環境意識、工作習慣、節假日多等各種狀況,也讓中國企業嘗到了“水土不服”的滋味。

  呂兵新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不應以國內的工程速度和成本核算來考核企業,而需要做到“經驗歸零”。在海外從事基礎設施建設與在國內從事類似項目完全不同,沒有必要用國內速度和國內成本來衡量海外項目成敗,在商務、設計、施工等各項問題上均應摒棄在中國工程項目上的慣性思維,學會在國際標準下正常運營,多研究駐在國法律和商業等各項習慣,持續借鑒中資企業在海外合法經營、成功經營的經驗,汲取失敗經營的教訓。

  2.商務、設計、施工“三權分立”

  南部鐵路是中國企業在海外承建項目中比較典型的“工程總承包”項目。項目由中國進出口銀行提供優惠貸款,業主為斯里蘭卡交通部,總承包商是中國機械進出口有限公司,施工分包是中鐵五局,設計分包則由香港柏誠諮詢與中鐵五院組成的聯合體承擔。

  南部鐵路項目總承包方在與業主(交通部)簽總承包合同時,將設計方和施工方也列入合同中,這種內部分包模式錶面轉移了總承包方的風險,卻容易削弱承包方與業主的交涉能力,也容易出現商務、設計、施工三大塊或自行其是,或互相扯皮,也是出現層層轉包、推高造價弊端的原因之一。

  據了解,這種現象也是中國企業在海外承建大型工程項目的通病之一,不僅容易損害參與企業利益,甚至會影響海外中資基建項目的形象。

  3.合同認識存在誤區

  呂兵新認為,中資企業走出去,必須形成高度重視合同的習慣。合同是企業規避各類政治風險、金融風險的最重要依據,必須時刻按合同執行並及時維權,按合同約定標準設計、按設計標準施工、交給業主合同約定的産品,這才是真正符合市場規律的海外項目執行方式。

  他指出,有些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和項目人員對合同概念存在一個誤區,認為超規格、超標準履行合同是有本事。其實,對海外業主來説,既不高就、也不低就才是名副其實的履行合同。

  4.“中國標準”尚待輸出

  受歷史因素影響,“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在工程標準和材料選擇上往往採取英美標準,或在沒有法定標準的情況下選擇標準較高的數據執行,這都容易使基於中國標準設計、施工的中方人員進退兩難。

  以南部鐵路項目為例,業主和監理方往往在設計建設時追求“高大上”,在英國標準和中國標準中擇取較高標準執行,或超標準設計,出現反覆要求修改設計的情況。但是,設計方則按中國標準體系執行,不願逾界。目前,一些中國企業參與的項目,高價邀請英美等西方設計師,正是出於這一苦衷。

  克服這一標準問題,歸根到底在於扶持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同時,要有意、有步驟地逐步推動中國標準和施工規範的輸出,主動創造和培育有利於中國企業的海外市場條件。

  關於如何讓中國企業在海外“走得動”“走得好”,呂兵新認為,政府、企業和民間都應與時俱進,創新走出去機制,改變固有思維。

  首先,有實力的中國企業把商務、設計及施工三個重要環節“一肩挑”,就能最大限度規避現行模式的影響,提升中國企業的國際化實力。

  其次,商務、設計、施工等不同類型企業組成聯合體競標,以股份化方式形成利益共同體。這種模式還可以嘗試引入民間資本,發揮民間資本的“鯰魚效應”。

  再次,政府在宏觀政策領域需要進一步平衡資源分配,在企業內部形成公平公正的競標融資環境。

  第四,中國企業海外開拓要重視培養國際化、年輕化的管理團隊。年輕員工與國際接軌能力強,可著力在實踐中培養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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