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價值鏈分工已經成為當今社會分工的重要形式。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依靠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較強的産業配套和加工製造能力，積極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逐步成長為全球製造生産基地。2012年，我國製造業收入超過90萬億元，製造業實現工業增加值近20萬億元，佔全球製造業增加值的五分之一，已成為世界製造業大國。

　　然而，我國製造業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獲取增加值的能力如何呢？製造業出口中是否隱含較高的國內增加值呢？未來我國製造業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如何進一步轉型升級呢？由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單位聯合承擔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應急項目“全球價值鏈背景下我國製造業轉型升級策略研究”對這些問題進行了研究。

　　製造業出口深度看

　　從橫向比較來看，我國製造業出口中隱含國內增加值（DVA）比重高於世界平均水準，但是與美國等發達國家還存在一定差距。2011年，我國製造業出口中隱含國內增加值比重為76%，世界平均水準為69%，我國高於世界平均水準7個百分點；我國製造業出口隱含國外增加值（FVA）比重為18%，世界平均水準為23%，我國低於世界平均水準5個百分點，表明相較世界平均水準，我國製造業經過多年發展已經顯現出較強的增加值獲取能力。

　　但是，與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製造業出口中隱含國內增加值比重略低。2011年，美國製造業出口中隱含國內增加值比重為79%，日本為81%，均高於我國。這表明與美、日相比，我國製造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增加值獲取能力仍有待提高。不過有意思的是，歐盟成員國中的德國、英國、法國等國家製造業出口中隱含的國內增加值比重均較低，其主要原因是高度一體化的歐盟內部貿易較為發達。此外，相較印度、墨西哥等新興經濟體，我國製造業出口中隱含國內增加值比重明顯更高。總之，從橫向比較來看，儘管相較美、日等國我國製造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獲取增加值的能力仍有待提高，但是相較世界平均水準，特別是相較大多數新興經濟體，我國製造業已經顯現出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較強的增加值獲取能力。

　　再從縱向比較來看，隨著更廣泛地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我國製造業出口中隱含的國內增加值比重先降後升。1995年製造業出口中隱含國內增加值比重為82%，到2006年下降到71%，特別是2002年後我國製造業出口中隱含的國內增加值比重下降更為明顯。這主要是因為我國加入WTO，更為廣泛地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更廣泛地使用全球中間品生産出口産品，製造業出口中隱含的國外增加值比重提高，國內增加值比重降低。2006年後我國製造業出口中隱含的國內增加值比重明顯提高，由2006年的71%上升至2011年的76%，表明在消解加入WTO帶來的不利影響後，我國製造業國際競爭力進一步增強，在全球價值鏈中獲取增加值的能力提高。

　　不同行業各具特點

　　我國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獲取增加值的能力較高，且近年來呈現穩步提高的特點。勞動密集型製造業主要包括食品、飲料製造及煙草業、紡織品與紡織製品業、皮革、毛皮、羽毛（絨）及鞋類製品業、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製造業、造紙及紙製品業、印刷和記錄媒介的複製業、其他製造業及廢棄資源和舊材料回收加工等。

　　從橫向比較來看，我國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出口不僅獲取了較高的國內增加值，同時出口中隱含國內增加值的比重也較高。2011年我國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出口中隱含的國內增加值達3744億美元，位居全球第一；2011年我國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出口中隱含國內增加值的比重為86%，與美國持平，僅低於日本1個百分點，高於世界平均水準10個百分點，也顯著高於印度、墨西哥等新興經濟體。這表明，從橫向比較來看我國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已經具有較高的增加值獲取能力。而從縱向比較來看，一方面，我國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出口中隱含的國內增加值總量快速增長，由1998年的582億美元增長到2011年的3744億美元；另一方面，1998年以來我國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出口中隱含國內增加值的比重呈現先降後升的特點。1998年我國製造業出口中國內增加值的比重為87%，後逐漸下降到2004年的81%，其後呈現逐漸上升的趨勢，2011年達到86%，表明近年來我國製造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獲取增加值的能力有所提升。

　　導致上個世紀90年代中後期我國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出口中隱含的國內增加值比重降低的主要原因在於：這一時期我國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特別是服裝等行業國際代工發展較快，隨著國際代工的快速發展，相關行業更廣泛地使用國外中間産品，導致出口中隱含的國內增加值比重降低。而近年來我國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出口中隱含的國內增加值比重穩步提升的主要原因是：勞動密集型製造業特別是服裝等行業等産業逐步由國際代工等轉型升級到自主品牌生産，由此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獲取增加值的能力進一步提高。

　　同時，我國資本密集型製造業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獲取增加值的能力總體較低，且近年來有所下降。資本密集型製造業主要包括：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化學原料及化學製品製造業、化學纖維製造業、橡膠及塑膠製品業、非金屬礦物製品業、金屬製品業、通用專用設備製造業等。儘管我國資本密集型製造業出口中隱含的國內增加值總量較大，2011年達3757億美元，僅居德國、美國之後，但是，我國資本密集型製造業出口中隱含的國內增加值比重相對較低，2011年我國資本密集型製造業DVA比例為75%，不僅低於日本的87%、美國的85%、德國的79%，也略低於印度的77%，表明我國資本密集型製造業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增加值獲取能力有待進一步提高。

　　從縱向比較來看，儘管我國資本密集型製造業出口中隱含的國內增加值總量呈現較快增長，由1995年的370億美元增長到2011年的3757億美元，但是，我國資本密集型製造業DVA比例呈現降低趨勢，1995年我國資本密集型製造業DVA比例為84%，2011年下降到75%。這一方面固然與我國資本密集型製造業更加廣泛地融入到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大量使用國外中間産品等有關，但是也表明我國資本密集型製造業在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獲取增加值的能力沒有顯著提高。

　　應當看到，我國技術密集型製造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獲取增加值的能力總體較低，且近年來亦呈下降趨勢。技術密集型製造業主要包括電氣和光學設備製造業、交通運輸設備製造業等行業。儘管我國技術密集型製造業出口中隱含的國內增加值總量較大，2011年達到5784億美元，位居全球第一，但是，我國技術密集型製造業DVA比例較低，2011年為71%，僅高於世界平均水準2個百分點，顯著低於日本84%、美國82%、德國76%的水準，表明我國技術密集型製造業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獲取增加值的能力仍較低。

　　為了進一步反映我國技術密集型製造業在全球價值鏈中增加值獲取能力，以中美之間電氣和光學設備製造業貿易情況為例進一步分析。以貿易總值衡量，中美電氣和光學設備製造業的雙邊貿易是近年來所有部門間雙邊貿易總值中最大的，2011年已達2120億美元，其中中國向美國出口1769億美元，而美國向中國出口351億美元，相差超過4倍。但是，如果將總出口拆分為最終品出口和中間品出口兩類，可以看到中國向美國出口的電氣和光學設備製造業産品大部分為最終品，而美國向中國出口的則以中間品為主。2011年中國向美國出口的電氣和光學設備製造業産品中最終品出口總值1042億美元，佔出口總值的58.9%，中間品價值728億美元，佔41.1%；而美國向中國出口的電氣和光學設備製造業産品中最終品出口總值106億美元，佔出口總值的30.2%，中間品價值245億美元，佔69.8%。這反映了中美兩國在電氣和光學設備製造業全球價值鏈分工中所處的位置不同，中國主要通過組裝等方式生産電氣和光學設備製造業最終産品，而美國主要供應電氣和光學設備製造業中間産品。

　　進一步將中美電氣和光學設備製造業貿易總值分解為DVA、FVA、RDV和PDC。分解結果顯示，在電氣和光學設備製造業，美國和中國的出口有著非常不同的增加值結構。首先，2011年美國向中國出口電氣和光學設備製造業産品中DVA比例為81％，而中國向美國出口電氣和光學設備製造業産品中DVA比例為70％，可見中國向美國出口電氣和光學設備製造業産品中隱含的國內增加比重較低；其次，中國向美國出口電氣和光學設備製造業産品中FVA比例超過美國，2011年中國為26%，美國為8%，可見中國向美國出口電氣和光學設備製造業産品中隱含著大量的國外增加值，而美國向中國出口電氣和光學設備製造業産品中隱含的國外增加值比例較低；最後，中國向美國出口電氣和光學設備製造業産品中RDV比例微不足道，2011年僅為0.7%，而美國RDV比例較為顯著，2011年為7%，這也反映了中美兩國在電氣和光學設備製造業全球生産鏈分工中所處位置的不同。由於美國主要從事産品設計和出口零部件生産，因此在全球價值鏈中處於上游位置，相當部分的美國出口增加值通過從其他國家進口返回國內並被美國消費者使用。相比較而言，中國處於價值鏈的下游，很少有中國中間品出口的增加值通過進口返回國內。

　　從縱向比較來看，一方面，我國技術密集型製造業出口中隱含的國內增加值總量快速增長，由1995年的287億美元增長到2011年的5784億美元；但另一方面，我國技術密集型製造業DVA比例沒有明顯提高，甚至有所下降，1995年我國技術密集型製造業的DVA比例為78%，2011年為71%，下降了7個百分點。

　　政策建議

　　根據以上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積極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提高製造業出口中國內增加值的比重。為此，要將全球價值鏈嵌入整體發展戰略和發展政策中，通過提供有利的投資環境和基建條件推進全球價值鏈分工參與，同時通過強化本地企業生産能力，尤其是通過産品升級、過程升級、功能升級、産業鏈升級實現我國企業升級，增強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增加值獲取能力。

　　第二，適當調整産業政策，加強對關鍵環節的支援。長期以來，我國實行的是部門優先産業政策，這種産業政策有利於加速追趕的步伐。但是隨著發展水準的提升，産業發展、市場需要以及技術創新的方向不確定性不斷增強，繼續採用部門優先的産業政策容易導致系統性失誤。同時，部門優先産業政策往往重視扶持所謂新興産業，而忽視對傳統産業的支援。而從我國産業在全球價值鏈分工中獲取增加值的能力來看，勞動密集型等傳統産業表現出較強的能力。因此，需要適當調整産業政策，在全球價值鏈分工背景下産業政策需要從注重部門轉向注重支援關鍵環節。

　　第三，構築我國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全球價值鏈分工的主要特點是跨國公司處於主導地位。聯合國數據顯示，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價值鏈佔全球貿易的80%，2010年美國商品進出口的大約2/3是在跨國公司國際生産網路內完成的，日本商品和服務出口的93%與跨國公司有關。因此，在促進我國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同時，更為重要的是要重視培育本土跨國公司，增強對全球價值鏈參與度和控制力。

　　〔作者分別為中國地質大學（北京）人文經管學院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