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主導成立的亞投行正從投票權分配、公司治理、行長推選、員工選聘等方面不斷完善著國際金融秩序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員、財政部財科所博士 龐金峰

　　2015年6月29日上午9時許，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稱“亞投行”）特別財長會在北京舉行，亞投行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財長或授權代表出席了簽署儀式，澳大利亞代表首個簽署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下稱“《協定）”），拉開了協定簽署儀式的大幕，其中已通過國內審批程式的50個國家正式簽署《協定》。各方商定將於2015年年底之前，經合法數量的國家批准後，《協定》即告生效，亞投行正式成立。

　　亞投行是國際金融領域的新事物，項目規模龐大，牽涉利益複雜。現有的多邊開發銀行的實踐表明，意識形態、政治干預和官僚作風等是困擾政府間多邊金融開發機構的主要因素。因此亞投行在籌建之初就致力於成為“精簡、潔凈、綠色”的國際金融機構，通過促進多邊開發金融機構的競爭，來推動全球金融治理的民主化，規範化和合理化，從而保障其互聯互通、互利共贏目標的實現。由中國主導成立的亞投行從投票權分配、公司治理、行長推選、員工選聘等方面不斷繼承、完善、探索和創新著國際金融秩序。

　　投票權分配體現公平性和民主化

　　對於一個多邊機構而言，投票權和股權分配可以説是“命脈”，投票結構將直接影響多邊機構的效率、普遍性和各方參與度，也直接關係到決策的效率和結果。為使亞投行的決策機制合理制衡、公開透明，各創始成員國歷經五次談判代表會議，就決策過程，以及管理委員會、理事會和董事會分別將扮演的角色開誠佈公地進行探討，並最終達成一致。

　　《協定》是亞投行的基本大法，其確定亞投行的總投票權由股份投票權、基本投票權以及創始成員享有的創始成員投票權組成。首先，每個成員的股份投票權等於其持有的亞投行股份數，亞投行法定股本為1000億美元，域內成員和域外成員的出資比例為75：25，域內外成員認繳股本參照GDP比重進行分配，並尊重各國的認繳意願。按相關原則計算，中國、印度、俄羅斯、德國、澳大利亞和南韓分列前幾位。其次，基本投票權佔總投票權的12%，由全體成員（包括創始成員和今後加入的普通成員）平均分配。另外，每個創始成員同時擁有600票創始成員投票權（按57個創始成員國計算，合計34200票，約佔3.42%），基本投票權和創始成員投票權佔總投票權的比重約為15%。

　　此外，《協定》規定，亞投行理事會採用簡單多數、特別多數和超級多數原則進行決策。除另有明確規定外，理事會討論的所有事項，均應由所投投票權的簡單多數（指投票權的半數以上）決定；吸收新成員則採用特別多數（指理事人數佔理事總人數半數以上，且所代表投票權不低於成員總投票權一半的多數通過）原則批准；選舉行長、增加資本金、修改協定、下調域內出資比例等重大事項均需要以超級多數（指理事人數佔理事總人數三分之二以上，且所代表投票權不低於成員總投票權四分之三的多數通過）批准。

　　這樣的組合意味著投票權是動態的和開放的。雖然中國有297.804億美元的認繳股本和26.06%的投票權，但吸收新成員採用特別多數原則批准，我國對此並無否決權，隨著新成員的加入，中國和其他創始成員的股份投票權和基本投票權將不斷被稀釋，我國的投票權很可能逐步降到25%以下。

　　正如亞投行首任行長中方候選人金立群所強調的“中國第一大股東的地位不是特權，而是責任、擔當。作為一個在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將遵守國際通行準則，不會以老大自居，而是平等待人，有事好商量，儘量以達成一致的方式決策，而不是靠投票權決定。今後，隨著更多國家的參與，中國將會單方面稀釋自己的股份”。這相比美國對IMF和世界銀行，日本對亞洲開發銀行的擁有的否決權，是歷史性的進步，體現了亞投行的公平性和民主化。

　　治理結構現代化：將避免過度官僚化和人事任免方面的“一股獨大”

　　亞投行未來的治理結構將按照現代治理模式，設立理事會、董事會、管理層三層管理架構。一般公司治理結構由股東大會、董事會以及高管構成，對於主權國家構成的亞投行來説，理事會相當於股東大會，作為銀行的最高權力機構，並根據《協定》授予董事會和管理層相應的權力。在運作初期設非常駐董事會，每年定期召開會議就重大政策進行決策，同時設立行之有效的監督機制以落實管理層責任，並根據公開、包容、透明、擇優的程式選聘行長和高層管理人員。

　　這符合現代治理決策團和監督團，也即所有權和執行權分開的要求。在治理結構方面，亞投行成員國必須汲取日本、歐洲和美國過去的工作模式，並加以改進，應堅持公開、透明、高效的原則，治理模式及銀行行為準則的最優模式。

　　管理層和整體人員素質是影響亞投行成敗的最關鍵的因素。因此，亞投行要吸取亞開行的教訓，極力避免過度官僚化和人事任免方面的“一股獨大”。當前，董事會席位及行長、副行長人選競爭日益激烈，成為亞投行面臨的又一挑戰。根據特別財長會確定的候任行長遴選程式，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須在2015年7月31日前提名行長候選人。之後，候任行長人選將在2015年8月下旬舉行的第六次首席談判代表會議上確定。亞投行正式成立後，將在首次理事會上根據《協定》有關規定，將候任行長選舉為行長。7月6日，中國政府正式提名金立群為亞投行候任行長中方候選人，獲得多方認可和好評。同時印度尼西亞、俄羅斯、英國、德國、南韓、法國、南非、巴西等國家對於董事會席位和副行長候選人都抱有期待。

　　開放、公平、擇優聘用員工

　　隨著正式運作時間的臨近，亞投行的人員聘用標準備受關注。目前官方尚未公佈相關標準，但是世界銀行、IMF、歐洲投資銀行（EIB）等多邊機構的用人標准將是極佳的借鑒：以世界銀行為例，其基本標準是候選人必須有過3種以上不同行業的工作經歷，同時具備外語交流能力、團隊合作精神、專業素質等。如果參照聯合國招聘“國際公務員”的標準，則候選人必須在32歲以下，且具備流利的英語或法語能力，並通過相關語言的筆試和面試。根據歷年經驗，通過簡歷篩選的僅13%，而考試錄取率僅0.48%。錄取後將進入聯合國後備人才庫，直至職位空缺後方有機會獲聘，其間往往需要經過一到兩年的等候期。

　　當前，亞投行加緊制定和完善人力資源政策以及員工選聘程式和標準，基於其開放性和公平性，必將在全球範圍內擇優選聘包括管理層在內的各級員工，要遵循性別平等、文化多元、機會均等、開放、透明等原則擇優錄用。亞投行應秉持開放、擇優的理念，要避免出現亞開行人事管理權由日本長期把持的弊端和按地域配置員工的僵化思維。我們應客觀認識到當前中國與美歐日相比，在國際組織的管理運營、規則引領、人才培養等方面較為欠缺，知識儲備不足。IMF和世行僱員分別約為3000人和15000人，中國人都只佔2%左右，遠低於美國的17%和25%；擔任較高管理職務的只有10人，而印度高達60多人。突破地域、文化、背景的局限，擺脫官僚化、裙帶關係和政治因素的影響，從員工選聘環節做到專業性和中立性。

　　一路走來，亞投行給了亞洲及世界許多的驚喜，我們為取得的成績欣慰，更要客觀理性地認識到即將面臨的挑戰：比如亞投行治理體系面臨的國際慣例和中國理念的協調融合問題；各成員國之間的政治制度、宗教、語言、律法不同，文化、習俗、價值觀差異較大，亞投行將面臨文化融合的挑戰將比直接明瞭的利益協調更具長期性、複雜性和艱巨性；此外，還面臨戰略決策和治理能力不足、治理結構的規範與效率的平衡、創始設計中模式的借鑒與創新等諸多挑戰。

　　亞投行籌備獲得了良好開局和各界好評，但我們要保持頭腦警醒，認清面臨的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以亞投行的成功實踐推動全球金融治理的民主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