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刊

　　（作者係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崔健）

　　日本“安倍經濟學”自提出以來，經過兩年多時間，取得了一些效果，也存在和遺留一些問題。總的來看，這些效果大多是與提升短期景氣和縮小供需缺口相聯繫的，這説明“安倍經濟學”在解決日本經濟眼前問題上發揮了某種程度的作用。但是，在解決長期結構性問題和提升中長期經濟增長力方面，至少從目前來看，由於問題的複雜性和應對的內容、措施不充分等問題，“安倍經濟學”難以有所作為。

　　“安倍經濟學”的效果及存在的問題

　　“安倍經濟學”的基本想法是通過“大膽的金融政策”（第一支箭）扭轉日本經濟中的通縮預期，通過“機動的財政政策”（第二支箭）提高實際需求消除供需缺口，在努力擺脫通縮的同時，實行“喚起民間投資的增長戰略”（第三支箭）來促進增長，重新煥發經濟和社會活力。

　　在過去兩年多時間裏，“安倍經濟學”取得了一些效果。據日本內閣官房公佈的數字，從2012年第四季度到2014年第四季度日本實際GDP累計增長1.5%；2013年9月開始，業況判斷指數連續維持正數，2015年3月為7點；至2015年3月末，日經平均指數增長90%；完全失業人數減少50萬人；平均月工資額達到過去15年的最高水準；2014年第四季度實際民間最終消費支出按年率增長2.0%；企業經常收益達到過去最高水準，2014年第四季度為17.6萬億日元；企業倒閉數量在時隔24年後再次下降到年間一萬家以下，2014年為9731家；女性就業增加了94萬人；赴日旅遊的外國人達到歷史最高水準，2014年為1341萬人。[1]總的來説，這些效果大多是第一和第二支箭産生出提升短期景氣和縮小供需缺口的作用的體現。

　　從表面來看，增長戰略即“日本再興戰略”也取得了一些進步。例如，在“緊急結構改革計劃”中提出了“今後三年間設備投資從2012年度的65萬億日元增加10%”的目標，在實現該目標第一年（2013年度）的實際額就達到68萬億日元；在旅遊領域提出了“赴日旅遊的外國人在2020年達到2000萬人以上”的目標，提出目標兩年後（2014年）達到了1300萬人以上，比2012年增加了400多萬人；在就業領域提出了“2020年女性、老年人的就業率分別提高到73%和65%”的目標，在2014年1—11月這兩個就業率的平均值就分別達到71%和61%，與2012年相比都分別提高了三個百分點。而從本質來看，這些進步很大程度上還是由第一和第二支箭帶來的效果。設備投資的增加是由於宏觀的供需缺口縮小、投資減稅和補助金的效果，使雷曼衝擊時被延遲的需求逐漸顯性化。女性和老年人就業率上升也同樣是供需缺口縮小的功勞。另外，赴日旅遊外國人數的增加雖然有對東盟各國等簽證條件放寬因素的作用，但日元大幅貶值仍然是最大的要因。

　　通過第一和第二支箭，“安倍經濟學”在應對日本經濟短期現實問題的“小考”中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但在通過第三支箭來應對從根本上增強中長期增長力的“大考”當中，開始的成績並不理想，實現中長期持續增長的政策和措施並不充分。因此，在“安倍經濟學”實施的兩年多時間裏，也遺留下一些問題。

　　一是財政健全化問題。儘管提出2015年度基礎性財政收支赤字額減半、2020年度達到收支平衡的目標，但在現實中為實現這個目標的措施被放在靠後的位置。已決定的“把法人實效稅率下降到20%左右”以及“延遲再次提高消費稅”，哪一個都會使實現財政健全化的目標變得更加遙遠。

　　二是內外需求結構問題。儘管日元大幅貶值還在持續，但通常在日本景氣恢復上發揮先導作用的出口還是持續低迷。這除了以新興經濟體為中心的海外經濟增長減速的原因以外，也存在以往日元升值促進製造據點海外轉移的結構要因的影響。在人口減少的情況下，日本又無法對中長期的內需擴大寄予過大期望。

　　三是能源問題。目前，儘管國際能源、資源價格呈現下降趨勢，但在日本企業和家庭活動中由於能源成本增加而加重負擔的狀況在持續。因核電站事故而根基動搖的日本能源政策現正處於修改和調整過程中。

　　四是潛在增長率問題。在日本經濟轉入景氣恢復局面時，很多領域早早地就面臨了人手不足、人才缺乏等問題，供給方面對應能力的下降導致潛在增長率降低。要提高潛在增長率就要增加勞動、資本的投入和提高生産性，而這在以往的安倍經濟學中表現得並不充分。

　　五是區域發展差距問題。儘管在整體上處於景氣恢復發展當中，但中心城市與地方圈的景氣狀況存在很大差距。在全球化和財政制約增強的情況下，通過吸引企業落戶和開展公共事業來活躍地方經濟的做法在日本受到了越來越強的約束。

　　當前日本各界對“安倍經濟學”的評價

　　“安倍經濟學”實施以來既産生了良好的效果，也存在和遺留一些問題。所以，日本各界對其評價也是褒貶不一。為了更加直觀地反映日本各界對“安倍經濟學”的評價，這裡選取了幾個具有代表性的量化評價結果進行分析。

　　一、在野黨和民眾的評價

　　在圍繞“安倍經濟學”的論爭當中，在野黨呈現兩極分化的狀態。重視競爭原理並以小政府為目標的大家黨和日本維新會在方向性上基本與“安倍經濟學”保持同步。另一方面，在經濟、社會保障政策上重視公共投入並以大政府為志向的民主黨、生活黨、日本共産黨、社會民主黨，從助長差距擴大的觀點出發，批判“安倍經濟學”的方向性。在2014年底的大選中，在野黨也曾試圖通過批判“安倍經濟學”來動搖安倍政權。

　　大選的結果反映出了民眾對“安倍經濟學”的基本態度。2014年11月，日本朝日新聞社進行的緊急全國輿論調查結果顯示，民眾對“安倍經濟學”的評價與其支援哪個政黨存在密切聯繫。總的來看，認為“安倍經濟學”在兩年間取得成功的人佔30%，而認為失敗的人佔39%，還有31%的人選擇“其他”或未作回答。而根據支援的黨派不同，民眾的回答存在明顯差別。支援自民黨的人有55%認為“安倍經濟學”取得了成功，只有21%的人認為失敗，而無明確支援政黨的民眾則有18%認為成功，46%認為失敗。在認為經濟政策取得成功的人當中有64%要把眾議院比例選區的票投給自民黨，認為失敗的人則把選票分散投給民主黨、自民黨、日本共産黨和日本維新會。

　　二、學者和研究機構的評價

　　學者和研究機構不僅從學術觀點上對“安倍經濟學”進行了各種評價，而且，也在嘗試著對安倍政權的各种經濟政策進行量化打分，更加直觀地表達出對“安倍經濟學”的認知。

　　2015年1月，日本瑞穗綜合研究所對實施兩年的安倍經濟學進行了打分。如果以100分為滿分，安倍經濟學的第一、二和三支箭的分數分佈分別是35、25和40分。超級量化寬鬆政策形成了擺脫通縮的預期和基本形勢，雖然2014年10月又追加了量化寬鬆，但2015年度能否實現物價提高2%的目標尚不明瞭，所以第一支箭得到30分。雖然兩次補充預算發揮了拉升景氣的作用，但由於建築領域的人手不足等情況，存在公共投資執行遲緩和預算未被消化的問題，第二支箭得到20分。儘管在修訂的增長戰略中增加了法人稅改革以及就業、醫療、農業改革等內容，但規制改革的內容不充分，能源等領域的改革還未完全具體化、明確化，所以，第三支箭只得到20分。“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總共得到70分，但考慮到財政再建不透明的負面因素，最終得到65分。而2014年7月對實施一年半的“安倍經濟學”進行評價時，最終得分為75分。[2]半年的時間總評價減少了10分，説明瞭對“安倍經濟學”的評價在下降。

　　三、企業的評價

　　2015年4月“帝國數據銀行”公佈了企業對“安倍經濟學”兩年多成果的評價結果，平均得分為64.2分（滿分為100分）。具體來看，多數企業認可“明確的經濟政策目標指引著日本應該前進的方向”、“低調的時運得到扭轉”等明確方向性和使日本社會的氛圍轉換的做法。此外，還有很多企業提到“通過大幅度量化寬鬆政策誘導日元貶值，努力恢複國內生産”、“既然沒有看到完美政策的過去，那麼就把現在當作最佳來感受”。

　　同時，不同規模的企業對“安倍經濟學”的評價存在差別。“大企業”平均為66.5分，“小規模企業”為62.2分。一些企業提到了“正在放棄地方和中小企業”、“由於大企業和中小企業、大城市和地方的差距擴大，地方中小企業的經營愈發艱難”、“因為在受災地區以外的地方人手嚴重不足，引起人工費上升，均衡過於惡化”等問題，對“安倍經濟學”以大企業優先、擴大企業間差距的做法不滿。

　　總之，儘管日本企業對到目前為止的“安倍經濟學”的評價在60分以上，但中小企業和地方對大企業優先的做法的不滿情緒在高漲，約30%的企業評價不滿60分。[3]

　　“安倍經濟學”會走向何方？

　　2014年11月，日本政府決定對再次提高消費稅進行延期。同年12月1日，國際評級機構穆迪宣佈，將日本主權債務評級由AA3下調至A1。調低評級的主要原因不僅是由於消費稅增稅延期致使日本在實現削減財政赤字目標上的不確定性上升，而且也因為通過結構改革促進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在提高，即“安倍經濟學”第三支箭的不確定性越來越高。嚴峻的日本經濟現實和來自國內外的各種擔心，促使安倍政權對“安倍經濟學”進行調整和升級。

　　要克服長達15年的通貨緊縮和實現經濟持續增長，需要一定的時間和政治資本做保障。通過2014年底的選舉，安倍晉三得到了這些保障。政權支援率再度上升，在2015年的統一地方選舉和自民黨總裁選舉中幾乎不存在風險。安倍在今後數年中穩坐首相寶座，保證了“安倍經濟學”能夠繼續推行。但是，安倍政權在維持現有的政策路線下，一定會根據形勢變化對金融政策、財政政策、增長戰略進行隨機應變地調整。同時，把主力逐漸轉向第三支箭，不僅要加速實施增長戰略，而且還會對備受批評的不充分的內容和措施進行補充和強化，即升級到“安倍經濟學2.0”。

　　那麼，調整和升級的“安倍經濟學”到底會把日本經濟引向何處呢？如果單純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存在四種可能的情景。[4]

　　一是繼續通縮的情景。儘管“安倍經濟學”一定程度扭轉了長期壓在日本人心裏的通縮預期，但是，日本經濟還是存在繼續通縮的可能。這是因為，目前緩解通縮壓力的主要手段是日元貶值使進口物價上升和追加財政支出改善供需缺口，這些手段難以長期持續。如果日元貶值誘導和追加財政支出受限，那麼，由其推動的通脹率上升也就缺乏後勁。同時，由於增長戰略的效果也被限定，潛在增長率仍然處於低水準。這時，日本經濟就可能再次陷入通縮。

　　二是金融壓抑的情景。通過中央銀行融資持續追加財政支出可能會擺脫通縮，但同時必須把長期利率壓抑在較低的水準。這是因為，日本當前的均衡實際利率為1%左右，如果加入2%通脹預期（擺脫通縮的基本目標），長期利率至少要上升到3%，再把風險溢價考慮進來，就會有上升到4%—5%的風險。公共債務膨脹到GDP的2倍以上的日本，如果長期利率高騰，財政破産概率就會急速提高。為了避免財政危機，日本銀行和政府就必須為長期利率設置默認的上限。

　　三是高通脹率的情景。在使用貨幣化手段來壓縮國債規模時，就可能産生高通脹率。這是因為，在短期內難以通過增稅和削減財政支出來有效壓縮國債規模的情況下，日本很可能在維持較溫和通脹的同時壓低長期利率（金融壓抑是貨幣化手段的表現）。當利率低於通脹率時就産生了通脹稅，基於通脹稅的公共債務就被化解了。但這時由於市場厭惡負的實際利率，把資金向海外轉移，貨幣貶值和通脹加速的惡性迴圈持續，結果可能形成高達兩位數的通脹率。

　　四是“美好結局”的情景。當增長戰略取得巨大成功時，經濟增長率大幅提高，增長預期得到恢復，家庭和企業支出增加，供需缺口得到有效改善，完全消除通縮狀況。

　　從目前“安倍經濟學”的走向來看，第二種情景發生的可能性最大。對於好不容易取得的暫時擺脫通縮的成果，安倍政權一定會力爭保住。在增長戰略不能馬上見效的前提下，最有可能的就是在金融壓抑下繼續追加財政支出，但這樣做就遠離了實現財政健全化的目標。第一種情景發生的可能性也較大。日本經歷了長達15年的通縮時代，結構性問題是根本原因，如果結構改革進展不利，再加上財政、金融手段受限，很可能回到持續通縮的時代。第三種情景發生的可能性較小。過去30年間日本的平均通脹率為0.6%，社會不一定能容忍4%—5%的溫和通脹。如果形成兩位數的通脹率，不僅是宏觀經濟，整個社會也會相當不穩定。第四種情景是以增長戰略取得巨大成功為前提的，目前來看實現這個前提的可能性也不大。即使實現了“美好結局”的情景，公共債務、社會保障等問題也未必能有效解決。日本公共債務持續膨脹的最大原因是領取社會保障支付的老年人急速增加，而承擔負擔的現役勞動者在減少。只通過提高經濟增長率、擺脫通縮難以有效解決這些長期結構性問題。

　　“安倍經濟學”背後有著深厚的民族主義基礎並體現出深遠的歷史背景，所以，對其不能只從經濟角度進行分析，還要考慮政治因素。日本要想重新成為所謂“正常國家”，顯然不滿足於單純做一個經濟強國，更何況其經濟優勢還面臨著嚴峻的挑戰。這樣，安倍政權就把經濟手段與政治手段相結合，形成綜合的手段體系來實現國家戰略。並且，在現實中呈現出從經濟優先向修憲等政治議題為中心轉移的傾向。安倍本人在經濟上的造詣遠不如在政治上深厚，又缺乏激情，所以，經濟政策大多委託給身邊的顧問、高參，自己則致力於其他想實現的政策。[5]安倍公開表明，“我的經濟政策，就是我政治意願的寫照”。[6]當前，安倍內閣扭轉經濟頹勢的政策，其實也是其整體戰略的一部分，其目的就是要重新恢復日本的國際地位。這種做法很容易讓人想到當初明治維新時的一句標準口號“富國強兵”，所以，有人把“安倍經濟學”稱為“平成版富國強兵政策”。如果“安倍經濟學”不剔除經濟為政治、軍事服務的思想，不僅其自身難以取得中長期效果，還會助推日本再次陷入深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