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發表了題為《金融與山西經濟振興》的大塊文章後，很多山西人自然而然地聯想到了曾經匯通天下、執中國金融界牛耳百餘年的山西票號。

　　事實上，作為山西省的一把手，王儒林通過對《金融與山西經濟振興》一文，為山西經濟未來的發展高瞻遠矚地指明瞭路徑，這幾乎是近一段時期以來，王儒林在各種場合針對山西經濟與金融業的關係，所作出的最為全面、系統的歸納總結。

　　目前，山西經濟飽受金融瓶頸制約之苦，其中，尤其是山西的民營企業難以從金融業獲得滿意的支援。

　　經濟的發展離不開金融業，因此在數百年前晉商縱橫天下的時候，山西人在哪做生意，哪就有晉商創辦的票號。可以説，晉商的興盛離不開票號，新晉商的輝煌離不開金融業。

　　因此，當6月16日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發表了題為《金融與山西經濟振興》的大塊文章後，很多山西人自然而然地聯想到了曾經匯通天下、執中國金融界牛耳百餘年的山西票號。

　　事實上，作為山西省的一把手，王儒林通過對《金融與山西經濟振興》一文，為山西經濟未來的發展高瞻遠矚地指明瞭路徑，這幾乎是近一段時期以來，王儒林在各種場合針對山西經濟與金融業的關係，所作出的最為全面、系統的歸納總結。

　　目前，山西經濟飽受金融瓶頸制約之苦，其中，尤其是山西的民營企業難以從金融業獲得滿意的支援。有調查顯示，目前山西的民營企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資金短缺壓力，有近九成民營企業反映融資困難。然而，山西省的民營企業支撐著山西經濟的半壁江山，可以説，不解決山西民營企業面臨的金融困境，就無法振興山西經濟。

　　銀行貸款難，只好借高利貸

　　高峻嶒是山西一家年銷售額達數億元的從事煤炭運銷公司的總經理助理，他的工作除了日常的一些經營管理之外，很大的一部分精力是用在了借錢上。他告訴記者，他們公司的總經理最主要的工作重點也是放在借錢上。由於資金緊缺，這家公司的業務不僅數年來難以擴大，而且受到近期銀行對貸款的控制，業務量甚至還有萎縮的可能。因此，公司的總經理不得不常年致力於大資金的籌措上，而他則負責偶爾急需的小資金。為此，他不僅全心全意盡心盡力地維護著與幾家銀行的關係，而當從銀行難以借到錢的時候，他不得不從自己的親朋好友間轉借，很多時候，甚至不得不借些高利貸應急，“最高的時候，我借過一個月8分的高利貸！”

　　調查顯示，今年以來，由於山西省的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金融部門呈現出“行業恐貸、員工恐貸”的局面。不僅信貸規模大幅縮減，對煤焦鐵、家裝建材、房地産等産業拖貸、壓貸、抽貸等現象屢禁不止，導致一些原本運轉正常、效益較好的民營企業因資金鏈斷裂陷入困境，停産甚至破産，甚至一些技術含量高、市場潛力大、帶動能力強、發展前景好的企業也被殃及池魚，錯失發展良機。

　　據了解，在信貸總量控制情況下，大多數商業銀行會優先保證大企業、大項目的貸款需求，普遍對民營中小微企業持謹慎嚴格的態度。由於很難得到銀行貸款，這些企業只有轉向小額貸款公司，甚至民間高利貸等途徑，這對本小利薄的中小企業生産經營造成了嚴重影響。

　　一般來説，股份制銀行貸款利率普遍在10%-20%，小貸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利率普遍在20%-30%，高出基準利率2-4倍，而民間的高利貸至少在40%-50%以上。高昂的融資成本不斷蠶食企業利潤。

　　另一個嚴重制約民營企業發展的問題是銀行貸款的“倒貸”。據了解，企業辦理“倒貸”手續一般需要2-3個月，有的甚至長達半年之久。因此為避免企業信用不被降級，在此期間，企業不得不依賴小額貸款公司、擔保公司，向社會各方籌集“過橋”資金，有時利率高達3‰/天，推高了融資成本。

　　此外，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微企業普遍缺乏有效抵押和擔保，大部分中小微企業土地手續不全，廠房等土地附著物變現能力弱，機器設備等固定物資抵押率設定較低，沒有合適的抵押質押物，加之，中小微企業互聯互保認可度較低，容易出現“同生共死、一損俱損”的情況，難以獲得銀行貸款。

　　銀企就是一個命運共同體

　　目前，“金融”二字成為了山西熱詞，這與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直接相關。自履職山西以來，王儒林跑遍山西各地調研，因此手中掌握了充分的第一手資料，也由此找出了山西經濟困局的癥結。王儒林説，銀企就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一榮俱榮，一敗俱敗。因為據調查，目前潛在的存量風險，遠遠大於已經暴露的風險，一旦處置不好，銀企關係勢必陷入惡性迴圈，甚至會出現企業倒閉、銀行貸款血本無歸。

　　所以，針對制約山西經濟發展金融改革的突出矛盾，為明確未來工作的主攻方向和著力點，王儒林書記提出，要充分認識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活則經濟活，金融興則經濟興，要著力解決制約金融振興的突出問題，確保金融振興各項措施落到實處。

　　按照山西省政府的規劃，到2020年末，山西要將金融業增加值佔到GDP比重的10%，這意味著山西將使金融業成為全省的基礎性和關鍵産業。通常，佔GDP的比重達到5%的行業就可稱為産業，佔GDP的比重達到10%的産業即為支柱産業。2014年末，山西省的金融增加值為897億元，佔GDP比重是7%。根據測算，到2020年山西省的GDP將從目前1.27萬億達到1.6萬億的目標，為此，山西省的金融業增加值要達到1600億元，也就是説在目前的基礎上增加將近一倍。

　　山西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潘雲表示，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是經濟發展的助推器，也是宏觀經濟調控的穩定器。金融又是一把雙刃劍，在急劇提升其對經濟體資源的配置能力和效率的同時，也迅速提升與積累其自身的風險，金融總量的失控，金融風險的發生，會導致金融危機甚至是經濟危機。而在山西省目前金融體系還不夠健全、金融市場還不夠發達的情況下，通過政府的作用，利用政府信用實現對資金導向的倡導機制與矯正補充機制，無疑對走出當下經濟運作困境、推動實體經濟穩定發展有著重大現實意義。

　　山西省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副主任劉兆徵説，這是“久旱”的山西經濟迎來的一場“及時雨”：從傳統到現代、從低級到高級是産業發展的自然法則。多年來，山西省“一煤獨大”的産業結構一直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迫切要求推進産業轉型升級，而金融作為産業轉型升級的實現機制，對産業轉型升級可以發揮引導、激勵功能。

　　金融振興可以晉商票號為借鑒

　　一個月之前，山西海鑫集團召開了第一次債權人會議，這標誌著這個曾經是山西省最大的民營企業正式步入了破産軌道，再無翻身機會。而兩年多之前的2014年3月底，海鑫鋼鐵未能償還30億逾期銀行貸款，遭到金融機構輪番起訴，且無人願意接手海鑫集團進行重組最終導致了今天的局面。

　　表面看，海鑫破産倒閉的直接原因是融資發生了困難，未能償還30億逾期銀行貸款才引發了群起效應，最終導致走上了“不歸路”，如果當時有大筆的資金注入，或許海鑫可以有個喘息的機會等待東山再起；但在另一方面，除了市場萎靡的因素，涉嫌造假賬、偷逃稅款、向關聯公司輸送利益轉移資産，在誠信的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兒戲，海鑫的破産倒閉又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緊隨海鑫之後，發生在山西呂梁，因聯盛集團債務危機以及與聯盛集團融資互保，而可能引發的一場緊接一場的信用崩塌，更是對未來山西金融振興提前發出的警示。據稱，當時9家民企為聯盛集團提供互相擔保的資金達150多億，曾經一度想要效倣海鑫集體違約。

　　王儒林在全省金融振興推進大會上指出：“晉商成為十大商幫之首，貨通天下、匯通天下，馳騁商界500年，靠的就是信用。”因此，山西要想實現全面的金融振興，不僅需要依託自身的資源優勢，更需要借鑒明清晉商的經營理念和成功經驗，其中最根本的一條就是重建誠信為本的信念。

　　山西大學晉商學研究所所長劉建生表示，明清晉商馳騁商界500年，所立票號曾“執全國金融界之牛耳”，其成功經驗對山西省金融振興極具借鑒的意義：其一，晉商是將金融業作為自己的一大産業進行經營，其先決條件是必須有雄厚的商業資本做支撐，必須依託于實體經濟的發展，而繁榮的金融業必須服務於實體經濟的發展。山西作為資源大省，可以依託資源優勢發展自己的金融業，並強化金融業對各種産業的服務功能。其二，晉商金融業的發展壯大離不開其獨特創新的經營管理方式：票號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擁有權責明確、賞罰分明的人事管理，風險防範機制嚴謹縝密，匯兌、存款、貸款等具有嚴格的規章制度。其三，晉商金融業的發展與“誠信為本、用戶至上”的信用制度關聯密切。隨著社會商品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建立相應的信用制度保證交易的順利進行就顯得尤其必要。同時，信用制度的完善與否又會影響商品交易的進展，而金融産業的發展最需要完善的就是信用制度體系。

　　山西經濟要振興，必須依靠金融業的振興，而金融業的振興，又必須以誠信為命脈，王儒林説，“與歷史上的晉商相比，我們不得不痛心地承認，我們在誠信上出了問題。我們提出重塑山西形象，就包括必須下大功夫，繼承晉商優良傳統，重塑山西誠信新形象。堅持不懈努力建成全省社會信用法規制度和標準體系，完善信用獎懲機制。對那些無視誠信、惡意逃廢債務的企業和個人，不僅要加大懲處力度，有的還要公開曝光，讓他們付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