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文龍

　　近來，社會輿論上出現一種説法，工資上漲過快會傷害經濟發展，理由是工資的上漲會增加企業的生産成本，在當前經濟發展速度放緩的大環境下，一部分企業可能因無法承受高成本而垮掉，影響經濟的發展。

　　我們暫且不對這種觀點做價值上的評判，單就“工資上漲過快會傷害經濟發展”這個命題本身進行分析，我們會發現，這種判斷是建立在經濟學中的“成本-效益”的基本邏輯框架之上，由於成本的上升會造成效益的下降。但是我們更應當看到，這個命題所指向的更深層次的問題是我國人口紅利的下降，而這種現象是一個高速增長的經濟體當發展到一定規模時，會出現由勞動密集型經濟向科技、創意密集型經濟轉變的自然過程。

　　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軌跡能給我們帶來一些這方面的啟示，如上世紀70年代開始崛起的“亞洲四小龍”，在剛開始發展時，它們依託自身勞動力密集的優勢，承接發達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産業轉移，吸引大量資金、技術，迅速走上高速發展之路。經過20多年的快速發展，當其經濟體量達到一定規模時，經濟便不能單純依靠勞動力優勢，而轉向了科技密集型、高附加值的産業，形成了新的發展極點。我國改革開放至今已有30餘年，經濟發展水準有了很大提高，加之自然生育人口的減少，人口紅利隨著經濟發展的轉型而下降，勞動力成本自然會隨之升高，應當來講這是一種正常經濟現象，它也促進著我國企業向高端、科技、高附加值型企業轉移。所以我們應該看到，工資的適度增長是在我國經濟發展的整體大趨勢中一種符合經濟規律的自然現象，而不能單純用“成本—效益”分析來簡單地對此進行“一刀切”式的否定。而且，這種簡單的否定也是一種在經濟轉型升級中不能主動調整、積極應對的表現。

　　同時，工資的合理增長對於我國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是必不可少的。眾所週知，拉動我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是“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和出口，我國經濟發展歷來就具有重儲蓄、投資而輕消費的特徵，以前我們可以通過出口來消化我們産品，但在當前國際經濟形勢普遍疲軟的大環境下，出口受到很大限制，那麼我們的出路就要轉到拉動內需，提高國內消費水準上。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工資不隨著我國持續增長的CPI而進行適當調整，那麼消費能力便跟不上，就會造成高投資、高生産而無與此相配的消費能力，經濟就會流動不起來，失去發展活力，實際上這才真正會造成對經濟發展的傷害，所以“提高工資就會傷害經濟發展”實際上是個偽命題。

　　此外，工資的合理增長也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與和諧穩定的重要保障。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4年我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469，這在國際標準中屬於收入差距較大行列，雖然這是自2009年以來連續第六年下降，但仍高於國際上0.4的收入差距“警戒線”，這説明我國在實現社會收入分配公平上還有一定差距。我國一直在提倡建立“扁平化、橄欖型”社會，這就需要在調節高收入的同時，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而適當提高工資收入，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途徑，所以從社會和諧穩定這個角度來講，建立和完善工資正常增長機制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對我國勞動者來説，工資的合理增長除了有必要之外，在經濟層面上也還有增長的空間。據《中國勞動保障發展報告(2014)》統計顯示，從平均貨幣工資水準來看，1985年全國平均工資為1120元，到2012年增長到34905元，增長了30.2倍。而同一時期每人平均GDP則從857元增加到29991元，增長了34倍，所以我國實際工資增長速度尚未趕上GDP的增長速度，適當的提高工資水準、改善民生，還有可以作為的空間。

　　當然，我們所強調的工資增長是一種綜合考慮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物價指數等因素的合理增長，並非不顧經濟形勢的無限制增長。在當前來看，我國經濟正在迎來發展的新常態，我們應該積極應對新形勢，在合理增長工資的同時，擺脫對人口紅利的依賴，也能讓“工資增長會傷害經濟發展”等類似言論不再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