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減稅降費的步伐鏗鏘有力。從完善促進“雙創”的普惠性稅收政策，到推動以“營改增”為代表的結構性減稅，再到效果顯著的普遍性降費……，經濟新常態之下，這一系列積極舉措著眼當下，立足長遠—

　　今年以來，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況下，積極的財政政策不斷加力增效，除了擴大公共支出，多種創新方式也登臺“發力”。尤其是近期以來，從統籌使用財政資金到減稅降費，一系列財政政策措施相繼推出。

　　當前減稅降費的措施有哪些？是否取得預期效果？下一步如何繼續推進？《經濟日報》記者就此採訪了有關專家學者。

　　有力撬動經濟增長

　　近期，國務院出臺的重大經濟政策中都活躍著“減稅降費”的身影。

　　——在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若干政策措施中，強調完善普惠性稅收措施，落實扶持小微企業發展的各項稅收優惠政策。

　　——在促進社會辦醫加快發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中，提出積極落實社會辦醫療機構各項稅收政策，對社會辦醫療機構提供的醫療服務，免征營業稅。

　　——在支援農民工等人員返鄉創業的舉措中，要求落實定向減稅和普遍性降費政策。

　　減稅降費為何重要？為何要將其貫穿于多項經濟政策之中？

　　“減稅降費首先是一項促進社會公平的重要改革，通過改革將不合理的稅費取消或將過高的稅費降低；其次，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形勢下，減稅降費對穩增長有著積極的作用，直接減輕了企業負擔。”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白景明向記者表示。

　　實際上，減稅降費也是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既定政策——“繼續實行結構性減稅和普遍性降費，進一步減輕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負擔。”

　　“在經濟步入新常態下，減稅降費對促進經濟結構調整，推動産業轉型升級，建設創新型社會，都具有重要意義。比如，通過實施營改增，消除重復徵稅，將減輕企業稅負、促進社會分工。”中央財經大學中國公共財政與政策研究院院長喬寶雲向記者介紹説。

　　白景明認為，減稅降費作為積極財政政策的一個重要工具，與擴大赤字政策相比，沒有償還債務的壓力，可以避免財政風險。“從短期看，會減少財政收入，而從長期看，則必將促進經濟發展，培育稅源。”他説。

　　深度激活消費投資

　　“按照新的小微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今年我們廠子可以省下1萬多元的企業所得稅，這對我們來説太重要了。”大連東旭流體管件廠會計湯鳳玉高興地説。東旭流體管件廠是一戶生産液壓系統軟管、金屬管的企業，從業人員只有10人，是一家名符其實的小微企業。湯鳳玉表示，廠裏流動資金除去採購材料、給人員開工資，剩餘的就很有限，購置設備壓力挺大的，“如果每年能省下1萬多元，幾年就能省出一台設備的錢。”

　　近年來，從企業所得稅到增值稅、營業稅等，國家對小微企業的稅收優惠力度不斷加大，各地稅務部門也著力打通政策落實的“最後一公里”，使政策惠及千千萬萬家小微企業。

　　在企業所得稅方面，自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對年應納稅所得額低於20萬元（含20萬元）的小型微利企業，其所得減按50%計入應納稅所得額，按20%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在增值稅和營業稅方面，規定自2014年10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對月銷售額或月營業額2萬元（含本數）至3萬元的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和營業稅納稅人，免征增值稅和營業稅。

　　除了小微企業稅收優惠，作為結構性減稅重要措施的營改增，近年來也持續推進。營改增從2012年1月試點以來，試點地區由點擴面再到全國，行業範圍也不斷擴大。

　　通過實施營改增，減輕了貨物和服務的重復徵稅，實現了服務業的加快發展和製造業的創新發展，促進了企業轉型升級，增強了出口競爭力。自2012年試點至去年底，營改增3年累計減稅3746億元，超過95%的試點納稅人因稅制轉換帶來稅負不同程度下降。

　　此外，近年來結構性減稅的重要措施，還有關稅的降低和消費稅的調整。比如，自2015年6月1日起，我國降低部分服裝、鞋靴、護膚品、紙尿褲等日用消費品的進口關稅稅率，平均降幅超過50%。

　　“近年來，減稅降費措施達到了預期的效果。在經濟下行壓力很大的情況下，減稅降費對消費和投資起到了重要的支撐作用。”白景明説。

　　大幅減輕社會負擔

　　在進行結構性減稅的同時，普遍性降費也不斷推進。新一屆政府成立以來，採取了一系列清理收費的措施。財政部等部門還部署開展了涉企收費專項清理規範工作，取消、降低了一批涉企收費，切實減輕企業負擔，堅決遏制各種亂收費。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日前透露，2013年以來，各級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積極推進收費清理改革，取消、減免了一大批收費項目，企業和個人負擔明顯減輕。其中，中央層面累計取消、停徵和減免了420項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每年可減輕企業和個人負擔約920億元。

　　地方層面也取消、減免了一大批本地區設立的收費項目。據統計，僅2014年，各省區市累計取消收費就超過600項。目前，各省區市依法合規設立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大約在10項左右，清理規範收費取得了積極成效。

　　“收費本身是一項必要的制度，是提供非普遍性公共服務而收取的費用。與稅收的統一稅率不同，不同地區、不同服務內容收取不用的費用，能形成有效的機制，使資源配置更加有效。但是，如果沒有建立起嚴格的制度框架、明確收費主體責任，就容易形成亂收費的問題。”喬寶雲説。

　　5月12日，國務院召開全國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職能轉變工作電視電話會議，要求再砍掉一批不合法不合規不合理的收費，切實減輕企業負擔。

　　“收費制度的完善要與政府治理水準的提高相結合，收費必須公開、透明、規範，並且要將收費及收費收入的使用、提供服務的水準更好地聯結起來。”喬寶雲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