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全球供應鏈角度來看，只有當一個區域的整體産業價值鏈提升——包括及時超越單一的産品加工製造、不斷提升高新技術含量、成為全球整合的産業生態有機組成部分，才能使得這些地區擁有持續從全球範圍吸納資金與項目投入的能力。

　　對此熱點議題，6月中旬期間，包括路透社、道瓊斯MarketWatch、美國波士頓環球報業、雅虎財經、加拿大Digital Journal等眾多國際主流媒體進行了報道，並引入了中國天津經濟開發區的現實案例。 以下是報道的全文內容：

　　三十而立之時是一個思考的好時機，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副主任艾亞民這麼認為。

　　如今正式邁入第四個十年發展期的天津開發區，是中國歷史最長的開發區之一，于1984年12月正式成立。三十年來，她為中國經濟貢獻了約2600億美元的財政收入，吸引了來自89家全球500強企業的投資。多年來，天津開發區始終位列翹楚于全國215個國家級開發區，而後者整體為中國貢獻了7%的國民生産總值（GDP）、並吸納了三分之一的外商直接投資。

　　邁入成熟

　　消費品製造業是天津開發區早期的發展産業之一；後來，電子通訊、IT産業、汽車相關産業等相繼形成日趨完善的集群；近年來，先進製造業的聚合以及趨向更清潔、科技含量更高的産業轉型成為該區域經濟發展的主基調。

　　“環保和清潔技術相關産業（在中國）具有非常好的市場前景，越來越多的人對環境污染和霧霾等心生關切，”艾亞民表示，“我們也在和瑞典、丹麥等國家的機構展開闔作，推動環保和清潔技術産業。”

　　而從全球供應鏈角度來看，艾亞民認為，正是因為開發區整體産業價值鏈的提升——及時超越單一的産品加工製造、不斷提升高新技術含量、成為全球整合的産業生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而這些都使得天津開發區獲得持續從成熟市場吸納資金與項目投入的能力。

　　他進一步舉例説，隨著産業功能的進一步細化，美國本土的資本和企業離岸化操作會繼續。與此同時，日本的企業將在中國的消費升級迭代中找到大量商機；而中國日益顯現的高品質導向也將吸引更多來自歐洲的投資，他以德國大眾最新落戶天津的項目為例闡述道。

　　“所以，一旦我們認真地分析各個國別、地區的投資者優勢，以及嫁接中國特定的市場機會，就會有助於我們制定出詳細的戰略圖，吸引到更多外商投資與項目，”艾亞民表示。

　　德國大眾汽車變速箱項目在天津開發區近日正式投産，其新工廠首期投資3.27億美元，主攻最新一代雙離合器變速箱，年産能力在投産之初為45萬台，到2016年上升到120萬台。

　　項目投産前後，上下游150多個配套企業與天津開發區簽訂落戶協議，其中包括多家國際知名汽車配套廠商將其北方市場總部落戶，見證了汽車産業領域不多見的大遷徙和大佈局。

　　多年以前，尚處在企業發展初期的德盛鎂汽車部件公司（GMA），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落戶了天津開發區。

　　“在考量選址時，我們製作了一個德國風格的圖表，”GMA公司總經理吳習(音譯)回憶道，“其中羅列了從基礎設施、到商業環境、到區域領導力等所有關鍵因素。總計得分後顯示，天津開發區拔得頭籌。

　　“那時我們公司非常小，但幸運的是，作為一家創新型的中國公司，我們獲得了開發區給予的特別關注和支援，”吳表示。

　　京津冀一體化的機遇

　　天津開發區目前是位於濱海新區內的核心區，而濱海新區亦被中央政府賦予了“中國經濟發展第三極”的歷史使命，以重演上世紀80年代珠三角深圳特區和90年代長三角浦東新區的成功。

　　與此同時，中國自貿區近日正式擴圍，天津——與福建、廣東一起——加入，將依託自身的優勢産業基礎建立自由貿易園區。根據國務院的部署精神，此舉是“中國迎來新一輪高層次開放”的組成部分。

　　與此相關的還有中國政府在2014年早些時候宣佈的京津冀一體化發展戰略。京津冀三地人口合計1.3億，在地緣相接、人緣相親，文化同脈方面具備獨特的融合與協同發展優勢。

　　京津冀一體化不僅有助於三地協同發展，同時將幫助北京作為首都的不少功能得到紓解。毗鄰首都的天津，相對北京而言生活成本更具優勢，人口也相對較少，並且距北京也只有約半小時的高鐵車程。

　　“所以，當資源得以科學的再分配，那我們將會看到無限的發展機會，”艾亞民在評價京津冀一體化所帶來的機遇時説。

　　在天津開發區主政者看來，在京津冀一體化大背景下的産業轉移，將不僅意味著部分製造業移出北京，還將促使很多高新科技産業領域內的公司考慮整體搬遷到天津開發區、或者在保留北京運營部門的同時“拓展”到開發區發展企業新的功能和部門。雖然天津開發區距離北京僅有不到一小時的高鐵車程，但相較北京，企業在這個區域發展可以降低的成本是巨大的。

　　聚焦新一代成長

　　雖然最初在天津開發區聚集的企業以跨國公司和國有企業居多，但當今把她稱作“家”的企業早已實現多元化，無論是産業還是股權方面均是如此。

　　“眼下在開發區落戶的企業包括國有的、外資的、民營的；而且新創企業也呈現良好的發展勢頭，”艾亞民介紹説。

　　“我們視創業為一個具有上佳前景的領域，因為中國從來不缺優秀人才。我們希望更多的聰明人來這邊創業，尋找可行的商業模式，為自身企業創造利潤的同時也向整個社會貢獻出福祉。”

　　如今，天津開發區已成為4600多家中小型高科技企業的“巢”，其中一半以上涉及IT産業，但在生物技術、醫藥與醫療設備、清潔能源和新材料等領域也具有代表性。

　　開發區還擁有約100家由“海歸”的中國人創立的企業。中國政府視其為雖小但至關重要的團體，因為“海歸”創業家們不僅熟悉中國市場，而且對西方的管理實踐和新興技術也擁有獨特的洞見。

　　據天津開發區科技集團常務總經理李宏亮介紹説，‘海歸’企業在海外市場導向和、或服務外包領域尤其具有優勢，因為他們有能力協調與整合起本地資源、並與國際客商有效溝通。

　　“從更寬泛的意義而言，‘海歸’創業家們幫助構建起中國科技園所嚮往和亟需的多元化、包容性和創新文化，”他表示。

　　用頭腦和心靈來投入服務

　　以天津開發區為領頭羊的中國領先開發區的成功建設模式，也日益輸出到中國中西部欠發達地區、乃至國際市場。

　　由中國投資和輸出管理的開發區業已陸續出現在世界各地。而最近由中央政府宣佈的“一帶一路”計劃意將中國在基建和産業領域的投資與管理輸往中亞、中東、歐洲大陸等經濟帶。

　　“中國經濟的巨大體量意味著她將越來越多地支配全球産品市場的版圖，” 英國經濟學人集團智庫（EIU）中國資深經濟學家林德康(Duncan Innes-Ker)認為。

　　“與此同時，未來十年內中國仍將是一個新興市場，而且因其獨特的治理與監管氛圍，這意味著眾多源自於中國的創新和管理模式在發達國家的通用性受到局限，但不乏其中可複製和轉移的那部分在其他新興市場找到適用性，”林德康説。

　　而在天津開發區，艾亞民副主任經常警示著他的團隊要“戒驕戒躁”。

　　“誠信的服務是我們擁有的最大資産，”他説，“如今的開發區不能再以政策紅利來作為競爭優勢，而提供親商的環境和優質的服務則是成功的第一要義。”

　　在他看來，作為中國最早發展起來的開發區，尤其是要和隨著“年齡”而來的特徵博弈，持續付出努力保持“真我”狀態。

　　“人的服務精神可能會經歷潮起潮落，”他進一步闡述道，“例如，老員工或許會出現倦怠現象、而新進的同事未曾經歷過開發區早年創業的艱辛，因此或無法深入理解服務的重要性。所以我們需要不斷向團隊成員強調一個事實，即：企業（投資者）是我們最重要的身邊人，他們也是我們整個區域的財富之源。”

　　他同時強調，開放的精神將在未來繼續引導開發區的持續發展。

　　“開放意味著是我們用頭腦和心靈投入服務，”艾説，“它關乎生活、事業和不同工作方式層面上的不懈追求。天津開發區的未來發展邊界只會受到一樣東西的限制——那就是我們的想像力。我們將樂見並擁抱所有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