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背景下企業跨境並購和投資空間巨大

　　由新華社上海分社、新華社經濟資訊編輯部、新華社新媒體中心和中國金融資訊中心聯合主辦的“一帶一路”背景下的企業國際化與跨境並購圓桌會議昨日在上海召開。

　　上海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屠光紹在會議上透露，上海市政府已形成新一輪的金融改革初步方案，以實現自貿區金融改革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更好聯動，重點要在資本項目可兌換和資本市場建設方面有更大的作為。

　　新華社副社長慎海雄也在會上表示，“一帶一路”是“資訊傳播之路”，資源要素流動背後需要由資訊支撐，這也為通訊社事業發展帶來歷史性機遇。作為國家通訊社，新華社將充分發揮遍佈全球的採集網路，傳遞“一帶一路”的中國聲音、中國主張。

　　企業是“一帶一路”的中堅力量

　　慎海雄認為，“一帶一路”為全球經濟結構化改革打開了“另一扇門”。一方面，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增長乏力，飽受流動性氾濫之苦，潛伏著泡沫和高杠桿的“暗礁”，另一方面，遠離出海口的內陸國家和交通不便的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欠缺，難以獲得資本的青睞，成為全球化的“盲區”。從某種意義説，“一帶一路”就是將“資本高地”與“投資洼地”連接起來，引領新一輪全球資源重新優化配置。

　　而中國企業，特別是大型的國際化企業，是推進“一帶一路”的中堅力量，企業既是這項倡議的受益者，也是實踐者、建設者和推動者。慎海雄認為，伴隨“一帶一路”建設，未來將涌現出更多企業，通過跨境並購、海外投資等在全球範圍內配置生産要素，成為大國經濟的中流砥柱。

　　從2008年金融危機後，全球跨境並購的市場迅速上升，從危機前的每年2.4萬億到去年跨境並購實現量3.5萬億美元，達到了歷史的高峰。中國銀行上海市分行行長潘岳漢認為，整個跨境並購是企業國際化優化資源配置和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重要手段。

　　上海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屠光紹認為，上海開埠至今的歷史表明，開放是上海最大的優勢和機遇。通過改革開放後的主動開放，以及加入WTO的歷史機遇，中國企業利用國際分工和本國紅利，實現了産品的走出去，但這些産品總體來説還比較低端，是企業走出去的初始階段。未來，企業的生産經營、貨幣貿易、建設工程等要走出去，企業要實現國際化經營，力爭使得中國在國際産業鏈和分工體系中佔據更重要的位置。

　　企業應參與規則重構

　　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要注意哪些問題？中國銀聯總裁時文朝認為，企業除了手握資金之外，還需要贏得對方的信任和理解，同時並能實現利益共用。短期內，能讓合作夥伴掙到錢，長期要為其帶來價值，實現業務的屬地化。這是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能夠生存下來，並能長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企業走出去的同時，金融、法律和資訊服務也得跟得上。潘岳漢舉例説，“一帶一路”的一些沿線國家有金融風險，如俄羅斯的貨幣穩定問題，針對一些單向出口國家的對衝成本也比較大。所以説，金融服務能否跟著走出去也非常重要。

　　屠光紹表示，企業走出去的同時，人民幣和金融服務也要走出去。上海雖然在建設國際金融中心，但從配置國際資源的産品、工具和體制的角度看，金融的國際化程度還很不夠。下一步，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與人民幣國際化需要實現更好的聯動，以支撐企業利用“一帶一路”戰略走出去。

　　他透露，在“一行三會”的支援下，上海市政府已形成了新一輪的金融改革的初步方案，以實現自貿區金融改革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更好聯動，重點要在資本項目可兌換和資本市場建設方面有更大的作為。

　　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能否切實保護自身利益同樣至關重要。上海WTO事務諮詢中心總裁王新奎認為，“一帶一路”戰略成敗的關鍵在三點：企業能否出得去？出去後能否生存下來？利益能否得到保護？

　　王新奎建議，中國應該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重新簽訂投資保護協議，因為無論是本國的司法救濟渠道抑或提交國際法，最後判定的準則就是兩國簽訂的投資保護協定。此外，企業要有參與全球規則重構的定位和意識，因為全球規則背後的推動力即是企業。企業作為利益相關方，應該參與到全球規則的重構。(記者 高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