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征途上，已經走了一半的路程，但到了後半段，風險仍然存在。未來幾年，中國應更加注重保持經濟較快增長，更加注重提高居民收入水準，更加注重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

　　●十八大確定了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進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實現這一目標要求2014-2020年GDP年均增長率達到6.7%，這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堅實基礎。

　　●預計在本世紀20年代前半期中國有望實現向高收入階段的過渡，從而成功實現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壯舉。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研究員高玉偉近日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專訪時表示，當前中國迎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時期，儘管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較小，但仍面臨較多挑戰。中國要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須借鑒亞洲、拉美等國家的經驗，確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徑與策略。新常態下，中國經濟面臨的環境和條件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巨大變化，這要求及時重估和調整發展戰略，科學合理制定發展政策，謹慎應對發展過程中的矛盾和風險。

　　國際經驗的借鑒

　　高玉偉説，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當一個經濟體達到中等發展水準後，由於不能順利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新的增長動力逐漸衰竭，最終出現經濟增長徘徊停滯的現象。發達國家和部分新興經濟體在不同時間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考察它們特別是那些在二戰之後實現趕超的經濟體的發展經驗，可以為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借鑒。

　　以日本、“四小龍”為代表的亞洲經濟體，一直被看作是實現趕超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不考慮物價和匯率變動等因素，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名義每人平均GDP從1000美元增長到12000美元以上，大致用了18-20年的時間，在此期間這些經濟體名義每人平均GDP美元值的年均增長率達到10.3%-14.9%。

　　上述經濟體能比較順利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發展經驗主要歸結為以下四個方面：一是適時改變發展戰略，堅持出口導向型經濟。二是實施産業政策，推進産業結構轉型升級。三是重視科技教育，培育經濟增長動能。四是注重社會公平，調節收入分配格局。

　　從經濟增長的軌跡來看，大部分拉美國家長期處於中等收入階段，沒能實現向高收入階段的跨越。儘管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和智利等國目前均已成為高收入國家，但這些國家每人平均GDP從1000美元增長到12000美元以上，都經過了35年以上的漫長歷程。因此，拉美國家一直被視作沒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高玉偉認為，究其原因，也主要包括四個方面：

　　一是經濟增長動力缺失。20世紀30年代至70年代，拉美國家長期實行進口替代戰略，導致國內企業在政府保護下效益低下，缺乏國際競爭力，無法在出口中獲得優勢，危及經濟的持續增長，傳統上依靠投資拉動和低成本勞動力的經濟增長模式難以為繼。二是投資消費結構失衡。三是産業結構不合理。四是國內貧富差距過大。

　　以俄羅斯、匈牙利等為代表的前社會主義國家長期實行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造成資源錯配，生産效率低下，經濟發展比較緩慢。高玉偉表示，前蘇聯和東歐國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主要的原因是長期實行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對經濟社會轉型産生強大的牽絆。

　　中國面臨的挑戰

　　回到中國的問題。高玉偉表示，2001年中國每人平均GDP突破1000美元，2014年中國每人平均GDP突破7000美元，未來幾年仍將繼續向高收入階段邁進，但也面臨來自經濟增長動力、居民收入分配和資源環境約束等方面的壓力。

　　首先，經濟增長動力正在衰減，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正在受到越來越嚴峻的挑戰。這包括：“人口紅利”不斷衰減，勞動力成本繼續上升。隨著人口結構的老齡化，中國勞動年齡人口不可避免地開始減少，2012-2014年16-59歲的勞動力分別減少345萬人、244萬人和371萬人，以後可能還將繼續減少。隨著城鎮化的推進，近10年來外出農民工從2000年的7849萬人迅速增長到2013年的1.66億人，農村可轉移的剩餘勞動力日益減少。隨著勞動者受教育年限的提高，我國每10萬人中具有大學文化程度人數將超過1萬人，具有高中和中專文化程度的將超過1.5萬人，他們就業所要求的勞動報酬將不斷提高，加上各地最低工資的不斷上調，勞動力成本可能將繼續上升。

　　投資高增長難度越來越大，依賴出口的格局難以持續。中國國內投資的出口導向特徵比較明顯，而大規模出口導致大額順差，內外經濟日趨不平衡，中國由此面臨較大的國際收支壓力。

　　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經濟增長的科技含量有待提高。雖然近年來中國自主創新實力大大增強，但重大科學發現和産業核心技術相對較少。同時，中國創新資源配置重復分散、使用效率不高、共用不足，企業創新動力和活力不足，創新對改善經濟增長品質和效益的作用沒有充分發揮。

　　其次，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高玉偉表示，當前中國的居民收入分配格局，是改革開放以來一系列經濟發展因素和體制改革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近些年來，中高收入階層比重相對於低收入階層比重的逐步擴大，使我國收入分配格局加速向“金字塔型”演變。“金字塔型”收入分配格局並不理想，它對應著更大的收入差距，與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橄欖型格局還有較大差別。隨著經濟快速增長，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水準實現大幅增加。但與此同時，居民收入差別逐步擴大，城鎮內部和農村內部的收入差別也有不同程度的擴大。

　　再次，資源能源和環境不堪重負，對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約束越來越明顯，突出表現為能源、礦産等資源供應和生態環境承載能力不足與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矛盾加劇。

　　跨越的路徑選擇

　　面對挑戰，高玉偉提出三方面的路徑選擇。他説，2001年每人平均GDP突破1000美元以來，中國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征途上，已經走了一半的路程，但到了後半段，風險仍然存在。未來幾年，中國應更加注重保持經濟較快增長，更加注重提高居民收入水準，更加注重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

　　首先，保持經濟較快增長，實現2020年GDP翻一番的目標。他説，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難以為繼，轉方式、調結構的任務迫在眉睫。從“出口+投資”拉動轉向以消費為主的內需拉動，這是中國實現經濟結構調整和保障持續健康發展的重大課題。十八大確定了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進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實現這一目標要求2014-2020年GDP年均增長率達到6.7%，這是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堅實基礎。

　　據計算，如果在2021年實現每人平均GDP突破12000美元，要求2014-2021年每人平均GDP美元值年均增長率達到7.3%；而要在2023年實現每人平均GDP美元值突破12000美元，則要求每人平均GDP美元值年均增長率達到5.8%。綜合考慮中國經濟增長潛力、全面深化改革紅利以及物價和匯率的可能變動，預計在本世紀20年代前半期中國有望實現向高收入階段的過渡，從而成功實現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壯舉。在促進經濟較快增長的同時，中國經濟結構也將不斷優化，這既包括需求結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也包括産業結構、就業結構的調整。

　　其次，提高居民收入水準，保持收入增長與經濟發展相同步。高玉偉説，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實現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即所謂中國的“收入倍增計劃”。這就要求在保持經濟較快發展的同時，政府和企業適當讓利，保障勞動者報酬和居民收入較快增長。

　　統計顯示，2001-2010年，中國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率達到9.5%，農村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率達到6.7%，均高於未來7年實現“收入倍增計劃”所要求的增長率。根據“十二五”規劃，2011-2015年城鎮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每人平均純收入分別年均增長7%以上。受惠于中國經濟繼續保持較快增長以及一系列富民政策措施的切實推行，預計未來十年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年均增長率能夠保持7%左右，中國的“收入倍增計劃”完全可以實現。

　　再次，堅持共同富裕道路，形成理想的橄欖型收入分配格局。這必須建立在持續推動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在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通過調整分配製度和政策來逐步實現。高玉偉説，只有經濟增長到高收入階段，每人平均GDP超過12000美元才有可能實現，否則就不存在實現的基礎。而且最低收入階層、較低收入階層的人口比重，均需比2010年的實際比重有較大降低，中等收入階層、較高收入階層、最高收入階層人口比重均需比2010年的實際比重有大幅提高，培育大量的中等收入階層或者中國的“中産階級”。

　　實現跨越的策略

　　高玉偉表示，展望未來，中國有條件有能力應對“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但也要注意到，中國經濟面臨的環境和條件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巨大變化，這要求及時重估和調整發展戰略，科學合理地制定發展政策，謹慎應對發展過程中的矛盾和風險，在深化改革、轉型升級、改善分配、成果共用上有所突破。

　　第一，深化體制改革，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通過取消和下放審批許可權，政府逐漸退出對微觀實體經濟的干預，將政府工作的重心從直接引導經濟建設轉變為真正的宏觀調控和公共服務。要建立健全市場監督機制和保障機制，放寬部分行業的準入門檻，鼓勵社會投資特別是民間投資參與重點領域建設。與此同時，按照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原則，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合理劃分政府間事權與支出責任，搞好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激勵機制運用。

　　第二，加快轉型升級，培育經濟持續增長新動力。高玉偉表示，對於傳統産業，必須抱著壯士斷腕的決心，有扶有控、有保有壓，不斷提升中國産品和服務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堅持培育壯大新産品、新業態，建立産業結構持續升級機制，促進服務業、高技術産業、新興産業加快發展。

　　同步推進“新四化”，以城鎮化帶動投資和消費均衡增長。要抓住世界新技術和産業革命機遇，加快“寬頻中國”、“智慧中國”等建設，加快物聯網基礎設施建設，整合通訊、能源、交通等三大網路，促進城鄉一體化和區域梯度開發，形成投資、消費更均衡拉動增長的新動力。

　　第三，合理有序分配，逐步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要理順國民收入分配關係：一方面，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另一方面，要逐步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做到這兩個方面的“提高”，就要推動財稅體制改革，進一步推進結構性減稅，減輕居民和企業負擔；建立企業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適時適度調整最低工資標準。

　　第四，健全社會保障，實現發展成果由人民共用。主要從兩方面入手：一要繼續加大投入力度，擴大覆蓋範圍和覆蓋領域；二要採取有效手段來提高社會保障水準和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