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我國目前有200多萬鄉村教師，其中很多人身處偏遠山區，肩負著農村孩子的教育使命。如何讓農村教師下得去、留得住、幹得好，成為統籌城鄉教育均衡發展的關鍵。今年4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審議通過《鄉村教師支援計劃(2015－2020年)》，從提高生活待遇到城鄉教師流動，從職稱評聘傾斜到建立榮譽制度，扶持力度層層加碼。近日，本報記者趕赴江西靖安縣，走進大山裏的鄉村學校，尋訪一個個鄉村教師，用他們自己的故事，講述這個群體特有的堅守和責任，表達他們樸素感人的心聲。

　　本報記者李琭璐

　　羅灣鄉，位於贛西北部，車行山路，近兩個半小時的蜿蜒顛簸，記者最終到達羅灣南石坪村，而羅灣中心小學就深藏在這九嶺山區中。

　　1985年，300多名學生，30名教師；2005年，200多名學生，20名教師；2014年，100名學生，11名教師。這一連串的數字是一所鄉村小學的發展史，這些數字中記載著這所學校的過往與現在，也記載著這所學校的榮光與哀嘆，但留下的卻是鄉村教師最富庶的精神：愛和信念的堅持，正是這些“微小學”裏的鄉村教師們，延續著農村教育的“血脈”。

　　孩子們走了一撥又一撥，老師們卻一直在堅守

　　2015年5月18日，江西省靖安縣，夏天在這裡多了幾分暖意。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循著朗朗童聲，記者走進靖安縣仁首鎮石上小學。這個並不很大的校園，承載著119名學生，12名老師所有的希望和責任。

　　作為一名只有119個學生學校的校長，舒信根已經在這所學校工作了30年。“生源越來越少，我剛來的時候還有200多個學生，學校在這個小山村裏很有生氣，現在全校也就119個學生。學生都來自石上村，大多是父母在外的留守兒童，條件好一些的都轉到鎮上或縣城的小學去了。”

　　舒信根感慨于孩子們的流失，但更感動於老師們堅守。如今，學校有20多名老師，除4名年齡較大的老師外，還有一名年輕的英語老師。孩子們從這裡走了一撥又一撥，而老師們卻一直在這裡堅守。“我1956年出生，明年60歲，3月開學就退休，不能教學生了。”舒信根就是這樣一名堅守的老師。鄉村學校師資力量薄弱，音體美及英語教師資源短缺的矛盾也日漸凸顯，一個老師代幾門課的情形比較常見，專業的教師寥寥無幾。師資力量短缺導致農村教師隊伍年齡老化，許多老教師的堅守，也有一絲無奈。高湖中學的一位老師退休後，又被返聘回來繼續工作了10年。

　　曾經，在靖安縣最邊遠的石坪小學，只有一名老師和4名學生，50歲的劉光菊一執教鞭就是33年。

　　兩間教室、文體活動室、學生廚房，就構成了學校的全部。33年來，劉光菊教出了300多名學生，讓許多山裏娃走出了大山，有了出息。説起劉老師，石坪人都説，她是我們的“明燈”！

　　石坪村缺老師。1978年2月，高中畢業的劉光菊從外村應聘來到這裡，成為一名拿工分的代課老師，月收入僅13元。在此後的20多年裏，她和另外一名代課老師負責教1至3年級、10多名學生的所有課程，兩人每天輪流轉，中午還要為學生做飯。雨雪天，她要把學生一個個護送到家。有些家庭困難的學生生病，她負責送到村衛生所看病並墊付醫藥費；有的學生無錢購買學習用品，她經常自己掏錢為學生購買。為此，她每個月的工資常常不夠開支。看到這種情形，有人邀劉光菊外出務工，有人勸她別做民辦教師另謀職業，丈夫也有些埋怨。而她卻寧肯苦自己，也要讓孩子們上好學。

　　2002年，劉光菊轉為公辦老師。那年，學校教師只剩下她一人，所有的課程都落在了她的身上，所有孩子的午飯都由她來做。“真是又當老師又當媽。”劉光菊笑著説。

　　人終不是鐵打的。2008年3月的一天，她帶病去學校，走到路上突然頭暈眼一黑，摔倒在一塊石頭上昏迷不醒。幸好當時被過路人發現，將她送往鄉衛生院，額頭的傷口縫了7針，鼻梁骨骨折。她躺在醫院裏，心裏仍牽掛著學生。醫生要求她住院治療和觀察5天，鄉中心小學校長“強迫”她安心治好病再去學校。然而第3天，她就強行出院回到講臺。

　　“劉老師真是好人。我女兒、女婿出去打工，外孫舒鵬留在家讀一年級，劉老師像對自己的孩子一樣照顧他。”村民老王告訴記者。提起劉光菊，石坪村的鄉親們有説不完的心裏話。

　　孩子們的那些眼神，讓我感到自己有一種無法回避的責任

　　現為高湖中學副校長的胡青春，1995年大專畢業，正經歷著中國鄉村教育的快速發展時期。在山區教師崗位工作20餘年的胡老師，保持著鄉村的一份純樸，“孩子們的那些眼神，讓我感到自己有一種無法回避的責任。”

　　辦公室兼做休息室，疊放著課本、教案和作業，擺設著簡單的生活用具，木製的床舖，墻上挂著作息表，上午8點10分早讀，下午4點放學。羅灣鄉中心小學老師們的生活跟寄宿學生的狀態一樣：一週工作結束後，週五下午回家去，週日下午再返回學校。

　　“在別人看來有些折騰，可大夥都這樣，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妥。”90後教師劉佩玉笑呵呵地説。“2014年大學畢業，通過參加基層教師的招考，去年來到羅灣中心小學當老師。剛來的時候，看著兩邊的大山，哭得嗷嗷的，特別不適應。現在早已經適應這裡的生活了。”她毫不掩飾自己幾年前初到這裡時的心情，“村裏向外的公路實在難走，既冷，又遠，班車很少，但這是份工作，更是份責任，和孩子們相處的時間長了，你就會理解。”

　　隨著下課鈴聲響起，孩子們放學了，老師們又開始張羅各自的晚飯。單一的菜品配上實用的麵條就成了這位年輕女老師平日裏最常吃的飯。在另一位老師的宿舍裏，記者看到桌上放的是從家裏帶來可以吃一週的饃饃，有時候一鍋包谷稀飯、幾個饃饃就是一位鄉村教師一天的伙食。

　　幹冷的山裏，即使是在初夏季節，老師們的宿舍也覺得寒氣很重，一碗熱乎乎的飯也很容易冷掉。在這裡，電磁灶大體可以滿足所有的做飯需求。“經常電壓不穩，做飯時突然沒電也是很正常的。”劉佩玉説。

　　在外人看來，這一切都是如此清苦，但在這些老師們的口中，這一切都是如此自然。“這幾年鄉村教育和教師的待遇越來越好了，我們的工資和縣城老師的工資差不多。要説比條件，肯定和城裏沒法比，但要説工作的成就和滿足感，我們和他們是一樣的。”

　　這一切，正如專家斷言：中國的教師群體中，農村教師人數最多。他們在社會末端，在艱苦環境中肩負著國家和民族發展的基礎使命。

　　有年輕老師來了，證明鄉村教師後繼有人

　　講臺上的劉佩玉，已經完全沒有了剛才和我們交談時的內斂，洪亮的嗓音引領著孩子們進入了知識的殿堂。20多個孩子，課堂上活潑踴躍，學得認真。“今天是看你來了，他們還稍微收斂點兒，平時更鬧。”劉佩玉説起班裏的這些孩子時，透著特有的親切。話語中，我能感受到這個年輕姑娘，作為山村老師全部的幸福和滿足。

　　雖然現在學生不多，但老師們總是很忙碌。劉老師除了要教孩子們語數英，還要講自然、品德等，時常是給一年級講完數學，又給四年級講語文，接著給三年級和六年級講英語。在複式班中，一個教室，兩個年級的轉換是山區教學的常態。“孩子們太小，得有人看著才會踏實學。”

　　而對於劉光菊老師而言，不論是之前教過的石坪小學，還是現在的羅灣中心小學，複式教學是解決生源稀少的較好辦法。“一個高年級匹配一個低年級，輪換著講課。常常是一四年級，二五年級，三六年級組合，往往是這個年級的先上課，那個年級的預習或者寫作業，就這麼輪換著來。靖安這樣的山區孩子，都很純真，我們要因材施教。”

　　因為“教育”留在山上——成了老教師和年輕教師間無形的紐帶和信念。和劉光菊走過的青春一樣，劉佩玉的青春，也承載著山裏孩子稚嫩的希望。當被問到，會不會擔憂老教師大批退休而出現斷層時，羅灣中心小學校長李剛笑著説，自己不擔心，“有年輕老師來了，證明鄉村教師後繼有人。”

　　“孩子們可以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話與人交流，學習成績提高，也有了越來越強烈的求知渴望是最令我們開心的事。”老師們真實地表露出自己對山裏孩子教育的想法，“我們希望能多個幼兒園。在羅灣，就只有一個幼兒園，孩子五六歲上一年級，之前在家裏沒人管，農村一些陋習難免會影響他們。”

　　“我還希望，能配一些多媒體設備。我們有電腦，但都沒法帶到教室給孩子們用。他們需要看外面多彩新奇的世界。”

　　教師，始終是現實和理想的連接者。在一些地區，農村教師的老齡化問題非常嚴重，年輕教師不願來，來了有時候也待不長。但如今情況正在發生變化：年輕教師逐步增多，老教師依然堅守崗位。

　　一堂音樂課、一首旋律優美的歌曲，對於農村的孩子來説，這就是他們的音樂啟蒙。在高湖鎮高湖中學，27歲的龍老師讓教室炸開了鍋。“有年輕老師來給咱們上課啦！”龍老師畢業于江西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後通過層層選拔來到了這裡。對於孩子們來説，他們希望每學期都有新老師，最好是年輕老師。而現代化教學技術開始在農村普及，更需要越來越多的年輕面孔。年輕教師的加入，為鄉村教師隊伍帶來了活力和希望。如今，他們成為了新時期鄉村教師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