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東京5月31日電(記者馮武勇 朱超)“這是偽鈔。”位於明治大學生田校區的登戶研究所資料館一名女工作人員指著印有“交通銀行”字樣的紙幣説。

　　她拿著的6張紙幣連在一起，還沒有裁開。紙幣正面印著一列冒著黑煙的火車和表示面值的“拾圓”字樣。印刷年份顯示為1941年。

　　這是日本侵略者當年倣造中國國民政府發行的法定貨幣(法幣)印製的偽幣，足以亂真。

　　從1939年到1945年戰爭結束，日本陸軍登戶研究所作為“秘密戰”的主要基地，偽造了相當於約40億日元的中國貨幣，其中相當於25億日元的偽鈔後被用作在中國採購軍備物資等。

　　明治大學登戶研究所資料館館長、歷史學家山田朗告訴記者，考慮到1945年日本的國家預算為200億日元，40億日元的偽鈔簡直就是天文數字。如果按現在的幣值折算，大約相當於20萬億日元，即1600億美元。

　　登戶研究所的偽鈔製造是日本侵華戰爭策略的一環，這段歷史在日本戰敗後長期塵封。1984年，曾任登戶研究所第三科科長山本憲藏出版《陸軍贗幣作戰》一書，日本侵略者對中國發動的貨幣戰爭真相才開始浮出水面。

　　山本憲藏是侵華日軍對華貨幣戰的關鍵人物。1939年，時任陸軍少佐的山本向參謀本部呈交《對支經濟謀略實施計劃》，提出大量偽造法幣輸入到中國，引發惡性通貨膨脹和法幣信用危機，搞亂中國戰時經濟，從而削弱中國抗戰能力。這一代號“杉工作”的對華貨幣戰計劃很快獲日本陸軍參謀總長和陸軍大臣批准，並由山本負責執行。

　　當時中國流通的法幣主要由英美印鈔公司承印，紙張原料也主要採用英美造幣用紙，法幣防偽技術也堪稱一流。為了倣造出足以亂真的法幣，山本把日本負責造幣的內閣印刷局最優秀的技術人員召集到登戶研究所，並取得了日本民間主要造紙和印刷企業的配合。

　　到1941年，登戶研究所已經能造出非常逼真的法幣，包括當時中國流通最廣的“中央銀行”5元券。這些假鈔通過長崎-上海、神戶-上海等路線，源源不斷地運送到中國工商業中心上海。在那裏，日軍通過特務機構“阪田機關”具體負責將偽鈔滲透到中國市場。

　　不過，日本的偽鈔當時雖然大量流入中國，但並未引起侵略者預期的惡性通脹。山田説，這一是因中國地廣人多，偽鈔流通和擴散能力有限;二是因日本為便於流通和兌換，主要偽造的是5元券、10元券等小面額法幣，難以對千元面額的法幣帶來重大衝擊。

　　“貨幣戰”未果，日本侵略者又改換伎倆，乾脆直接用偽鈔在中國採購貴金屬、礦産等軍需物資，實質就是變相掠奪。日本利用偽鈔從中國掠奪的物資價值相當於1945年日本全年預算的八分之一。

　　二戰後期，日本敗象已現。登戶研究所的其他特種機構如生化武器、氣球炸彈、電磁武器等研究部門大多疏散到外地，但第三科的偽鈔製造一直持續到1945年8月戰敗。

　　現年87歲的正地次男曾參與登戶研究所的偽鈔製造。他告訴記者，日本戰敗後，研究所倉庫內的偽鈔仍堆積如山，上司要求趕緊銷毀製造偽鈔的罪證，以逃避戰爭罪行追究。正地和同僚不分晝夜潑油點火銷毀偽鈔。但偽鈔燃燒後的灰燼仍能顯出紙幣痕跡，於是他們又把灰燼裝入袋子扔到河裏。

　　包括細菌武器試驗、偽幣製造等，登戶研究所戰時搞的各種“秘密戰”研究在戰後很長一段時期仍是秘密。山田朗認為，這與美國出於私心包庇日本的戰爭罪行有關。美軍戰後接收登戶研究所後，要求日方研究人員提供研究成果和技術秘密，作為交換，那些人的戰爭罪行被免於追究。一些人後來甚至成為日本造紙、印刷等行業的大人物。如長期掌管登戶研究所的陸軍中將筱田鐐，戰後還當上了日本纖維學會會長，成為特殊造紙業界的權威。這與日軍731部隊中許多人在美軍庇護下逃脫罪責，甚至成為日本醫學權威如出一轍。

　　山田朗告訴記者，有關日本侵華期間實施的“貨幣戰”，中日學界的研究開展得還比較少，“為了防止重蹈覆轍，日本民眾需要了解更多歷史真實和日本過去犯下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