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從1992年首場北京國際拍賣會開始，已經整整走過20個年頭了。這20年，中國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從無到有，由小到大；從沒有經驗，到初步走上規範，取得輝煌的成績，實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可以説得到了大發展大繁榮，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做出了貢獻。

　　從1992年首場北京國際拍賣會僅僅成交300萬元，到2011年全國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成交額高達576.22億元，增長19207倍，使我國文物藝術品成交額超過英國，排名世界第二。自2009年出現億元拍品，把我國文物藝術品帶進億元時代，截止到2011年秋季在中國大陸産生的超億元的中國文物藝術品已經有28件，使中國文物藝術品國際交流中心，從英國倫敦、美國紐約、中國香港，轉移到中國首都北京，這是中華民族的光榮，全世界華人的驕傲。

　　一、國家改革開放的政策對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的強大支撐

　　拍賣是商品交易中最為活躍，最為公平、公正、公開的一種商業形式，在我國這種拍賣的交易形式始見於魏晉時期，當時的寺院為了籌集善款，將人們捐贈給寺院的僧衣、供品等多餘物資，用類似公開拍賣的形式出售，當時把這種交易形式叫做“唱衣”。到了唐代，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這種交易形式更為普遍。據唐玄宗二十五年（西元737年）的《通典》一書記載：“諸以財物典質者，經三年不贖，即行拍賣。”拍賣這個詞彙正式出現在我們的典籍中，所以説拍賣這個詞彙是我們中國自己的，不是舶來品。到了清朝道光年間，拍賣這種交易形式，在沿海的廣州、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比較普遍，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拍賣這種交易形式沉寂了三十多年。

　　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為拍賣行業的發端創造了有力條件，而真正把文物藝術品推上拍賣市場，開了中國文物藝術品拍賣市場先河的應該是1992北京國際拍賣會。主辦這場拍賣會的主辦單位有：北京廣告公司、北京市拍賣市場、北京文物對外交流中心、荷蘭國際貿易諮詢公司。協辦單位有：北京華遠國際旅遊公司、深圳大業推廣聯合有限公司。此場拍賣會得到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北京市文物局、北京海關、國家外匯管理局北京分局、北京市文化局、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北京市文物鑒定委員會等多方面的支援。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局長張德勤為拍賣會作了《中國文物事業的現狀》的專題報告，並刊印在拍賣圖錄的首頁。北京市文物局局長王金魯、副局長彭思齊參加組委會，親自領導拍賣會的領導工作。

　　此場拍賣會的重要性是巨大的，影響也是深遠的，正如1992北京國際拍賣會組委會所説：“拍賣會在國際上屢見不鮮，但對我們來説卻是前所未有的新鮮事物，是需要探索和實踐的。探索者的道路與足跡，應該從時間的量中去體現，歷史會做出公允的評判。因此，無論成功與否，對於探索者本身都是需要肯定和值得紀念的。”

　　1992北京國際拍賣會的意義，經過20年時間“量”的體現，現在看來，對於當時的探索者確實值得我們今天肯定和紀念的。在20年前的1992年，按照1982年11月19日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文物不是商品，其中的第五章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規定，私人收藏的文物，除了送到文化行政管理部門指定的單位即文物商店收購，其他任何單位或者個人都不得經營文物收購業務的。可是1992北京國際拍賣會的組織者，經過多方的聯繫和艱苦卓絕的努力，硬是把2188件上至商周青銅器，下訖近現代書畫以及明清官窯瓷器，諸如西周《“內”銅爵》，西漢《青釉繩紋雙係壺》，唐《彩繪陶騎馬俑》，宋《三彩花卉枕》，遼《黃釉馬蹬壺》，明《白玉獨角獸》，清乾隆官窯《倣木釉碗》“大清乾隆年制”六字青花篆書款，明卞文瑜《山水圖》軸，清梅清《山水圖》軸，民國肖俊賢《山水圖》軸，現代張大千《宋人詩意圖》軸，現代吳昌碩《牡丹菊石圖》軸，現代齊白石《松鷹圖》軸等，推上了拍賣會。

　　這些文物主要來自北京市文物商店和中國文物商店總店的提供，徐邦達、耿寶昌、程長新、楊伯達以及彭思齊、秦公、章津才、張茹蘭、馮家駁、范世民、王彥朝、王利民、賀立彬、婁國強、胡文棨等做了大量工作，霍英東先生鼎立相助，他們都功不可沒。

　　此場拍賣會于1992年10月11日在北京二十一世紀飯店劇場舉行，成交金額雖然僅300多萬元，但在政策上影響是巨大的，特別是對於文物政策是一個巨大的突破。《人民日報》社內部刊物《資訊旬刊》登載文章反映：文物拍賣問題成為海內外關注熱點，社會各界褒貶不一：一種認為文物拍賣是加快改革開放，增加財源的新舉措，應該繼續搞下去；另一種則完全相反，認為這是對祖國文化遺産的出賣，對拍賣文物表示極大地不安。

　　（本文作者為中國國家畫院原副院長）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