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冷，已是四月中旬，深夜為長篇小説魯迅傳《苦魂三部曲》殺青而緊張寫作時，還得穿上冬天的羽絨服。為了這部構思數10年、著筆13年的最後的“功夫書”，能夠在辭世前完稿，我拒絕了其他一切來往與邀約。

　　上午晨睡之後，即將開始新一天的《苦魂三部曲》寫作，突然收到快遞。是一包書，包裹得整整齊齊，裏三層外三層，嚴嚴實實，足見寄者的鄭重。好不容易打開來，見是《來新夏隨筆自選集》，裝幀精美，印製豪華，上海人民出版社新春出版，分《説掌故·論世情》《書卷多情似故人》《問學·訪談錄》三大精裝本。

　　我不禁驚住了！立即停下要啟動的工作，翻閱這部珍貴的大書。來公慈祥、沉靜的面容浮現在眼前，仿佛老人自天上歸來，又與我促膝談心，説古論今……

　　《説掌故·論世情》，主要收錄講説歷史掌故和人情世事的隨筆。許多歷史的隱秘，世人並不知曉，但經博學廣識的來公輕輕幾筆，就點透了。譬如《番薯的引進》，大家都常吃白薯，卻不大曉得其來歷。來公則以他豐富的歷史知識和對史籍雜書的熟稔，清晰明瞭地擺出幾種歷史説法，然後肯定番薯是明萬曆年間從東南亞傳入中國的。《故宮與遜帝》，介紹了清帝退位後的隱秘生活，通篇絕無歷史教科書式的生澀，活潑潑地講出了鮮為人知的歷史真實。這説明來公雖為書生，但並不“迂”。如《論世》篇中的《摘掉“迂”的帽子》所説，對世上的虛情假意，不可當真，以免遭人愚弄。“作為知識分子既不以‘迂’自喜，也不接受‘迂’的過獎，要自己摘掉‘迂’的帽子，做個通達、明理、務實的知識分子。”

　　《書卷多情似故人》中，《知人》篇中講了他所深知的歷史上的人物和現實中的友人。如《范老的“二冷”精神》，記述了他的碩士導師範文瀾先生從提倡“坐冷板凳”和“吃冷豬肉”的“二冷”精神，到踐行“板凳寧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的過程。以自己親身的體驗，説明瞭治學的道理。《穆旦的半生悲歌》，則講述了自己“文革”中與詩人穆旦結成“一對黑”勞動改造的經歷，使人們看到大詩人穆旦生前是怎樣喝那滿滿一杯苦酒的。不覺中産生了對歷史的深省。《讀書》篇中，來公作為大藏書家和大讀書人，談了自己的書緣和讀書的要領。

　　《問學·訪談錄》，講述了來公自己的學術歷程和歷來往事以及治學的體會。

　　早在十年前，我就對來公的隨筆非常注意。但只是從報章上散見他的一些文章，讀了幾本集子，據此寫了《晚景能否來新夏》，發在2004年9月22日《中華讀書報》“文學”版上，排在頭條，還鑲了“花邊”。來公為之一喜，視我為知音。此文認為來公“衰年變法”，大寫隨筆，“猶如夏天青翠欲滴、枝繁葉茂的綠蔭，給人以長者的呵護與智者的啟悟；不像早春那樣，雖然在原野上透發一派新綠，但是終究未成大氣象；也不似中秋那般，縱然月圓氣朗，果實纍纍，然而究竟已近歲末，後勁不足了。來公是八十初度‘老來旺’，底氣充足，心神清健，正處於夏天，而且是新來的夏天！”這回又讀了分類清明的三本自選集，感到從來公那裏得到的教益更為明晰、系統了。像這樣講史論事、淵博深厚又信手拈來、舉重若輕的隨筆集，必定傳世，很難有人超越。

　　2006年12月7日，中華書局為他和馮其庸、戴逸等八位老學者的“皓首學術隨筆叢書”舉辦座談會，他赴京前，一再叮囑：“把張夢陽找來一見。”中華書局費了許多週折，又聯繫社科院，又尋覓文學所，終於問到我的手機號，告知我一定與會。於是，我冒著嚴寒到中華書局參加座談，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面晤了來公。見他雖年過八旬，卻精神健旺，身著咖啡色西服，風度儒雅，談吐博達，給人以溫潤的親和感。以後常通電話，不斷收到他親筆簽寫的新著，但總未能謀面。本想《苦魂三部曲》全套三部八十余萬字完成後，特地赴津贈他。電話裏他也有信心活到百歲，誰想到竟突然駕鶴西去……

　　來公1923年出生於杭州市一個清貧的知識分子家庭，幼年隨祖父來裕恂開蒙讀書。來裕恂是清朝末年經學大師俞樾的弟子，是造詣深湛的文學史家，潛心寫過《漢文典》《中國文學史》等很多著作。來公幼年時期是在祖父身邊成長的，祖父指導他讀了很多蒙學讀物，諸如《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直到來公離開祖父和父親到了北方，祖父還不斷寫信教導他應該讀什麼書。三本自選集收錄了來公八十多幅照片，我認為其中來公六歲接受祖父啟蒙教育時的騎木馬照片最為珍貴，也最為耐看。從六歲小來公稚氣又自信的小臉龐上，就可看出這孩子長大必有所造就——事實果然如此！

　　來公于1942年考入輔仁大學歷史系。那時候的輔仁正處在高峰時期，名師雲集，像陳垣、余嘉錫、張星烺和啟功諸先生都在學校任教。輔仁是所小而精的學校，校舍並不大，但是學風很樸實。當時每個班也就十幾二十個學生，基本上每個學生都能得到老師的親自教授，師生關係很密切。輔仁的史學特別強，校長陳垣先生就是史學大家，目錄學家余嘉錫也親自給學生授課。

　　當時正是抗戰最艱苦的時候，社會經濟很差，家裏也比較困難，來公在輔仁連續四年獲得一等獎學金。每次獲獎都會有一個獎章，上面刻著一個“勤”字。他就靠著獎學金的資助，堅持畢業，以後數十年勤奮讀書、寫作，直到91歲逝世前半小時還在工作，終於成為“縱橫三學”、隨意恣肆的傳世大家。

　　來公不僅學術根底厚實、廣博，而且心中深藏著如鮮花、朝露一般散發濃郁清香的人情味。2013年早春，我在孤病中一人度過春節，想起40年前在農村教書時遇到的奇男子和奇女子，情不可抑，寫出敘事抒情長詩《謁無名思想家墓》。有兩家詩歌刊物很是欣賞，想用，但因為長詩寫的是“文革”中的經歷，到底未敢刊出。我只好自印若干本，寄給來公兩本。未曾料想很快收到他的來信，這位早已把人間滄桑視為浮雲的老人，説出了不尋常的讀後感：“你撥動了我的心弦，終於讓感情的死灰複燃。我感動了，哭了，流下了久已枯涸的淚水。”還説，“我早已不哭了，因為我經歷了太多的折磨，太久的不公，但是我懦弱不會反抗，只有‘引頸就戮’，人家説我什麼，我都會笑臉相迎，把淚水倒流進肚裏，但你的詩掘開了我心靈的缺口……因為，它讓一位已經淡定、漫步走向百歲的老者，在行程中感動了，停下腳步，回頭再審視……”來公把讀《謁無名思想家墓》後給我回信的事情，寫成了隨筆《感情的死灰複燃》，發表在2013年7月9日天津《今晚報》上，又收入這部隨筆自選集《説掌故·論世情》的《論世》篇。浙江湖州學人張建智先生在悼念來公的文章中説，來公最後給我的這封信，才真正説出了他的心裏話，是“史家之絕唱”。

　　正是因為心靈相通的緣故，一年前3月31日晚，收到來公夫人焦靜宜女士短信，告知來公逝世的消息後，我為之大慟，痛哭不止，給所有相關的朋友發去哀告。

　　在此春夜百靜之中，我深切地懷念著來公……（張夢陽，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