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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代正需要魯迅”

  • 發佈時間:2015-05-22 11:29:42  來源:中華工商時報  作者:佚名  責任編輯:羅伯特

  錢理群説,在他看來魯迅更了不起的地方是,他告訴人們,自己也是困惑者中的一人,他會陪你一起走,一起尋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北京西三旗楓丹麗舍,是錢理群(以下稱錢老)的住所。

  “我們的一些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關於“精緻的利己主義者”,錢理群曾在多個場合有過鏗鏘有力的抨擊,他説這是他長時間以來的切身感受。

  “這幾年來,我一直很少去北大,我已經很清楚現在的北大已經不是我心目中的北大了,我不想破壞對北大的記憶;另一方面,北大的門也並沒有真正向我敞開。”錢老曾在北大任教20餘年,作為北京大學標誌性的人物之一,類似的表述無疑會讓他承受“壓力”,但他始終像一名戰士,百折不撓地戰鬥著。對於這樣一位老者,心生敬畏又不免有幾分心疼。

  錢老的客廳,長長的一面墻黑壓壓地塞滿了書櫃,這樣一來,不小的客廳變得有些緊湊。書房裏,一摞摞不齊整的書本紙張四處錯落著,書桌上的陣勢更不必分説——若是坐在桌後的椅子上,想必外面看去怕是只能勉強瞧見脖子之上的部分了。

  洗手間裏極其清靜簡樸。一塊肥皂和一塊藥皂是全部的洗滌用品,一個白瓷茶缸和一個褪色的藍色塑膠杯子是兩個洗漱杯,梳粧鏡左右兩側的墻上挂著兩條舊毛巾,僅此而已。

  北大變了

  “在北大任教的後期,我所處的地位非常尷尬。”錢老感到,北大變了。

  這種尷尬,在他一次次講課的經歷中不斷加深。一次,錢老在北大中文系講“魯迅”,現場反應非常好。第二天,接到兩個電話。第一個電話,在一通讚譽之後提了一個問題:您講得如此受歡迎,請問其中的技巧在哪?這個問題讓他一時不知道該回答什麼,他覺得最觸動學生的應該是他講的“魯迅”,而意外的是學生關心的是怎麼技巧性地引起別人的關注。“過去的北大學生是不可能提這樣的問題的。”

  第二個電話,還是學生打來的,“聽了您的課,我昨晚一晚上沒睡好覺,因為你的課我第一次感覺到什麼是北大。”這個電話對於錢老來説,既欣喜又沉重,欣喜的是學生能理解老師,而沉重的是北大的講臺上已經少有再教授學生對現實的批判精神。

  還是一次講課的經歷,題目是《應該有一種什麼樣的理想生活?》。課後的互動交流中,一個男孩子給錢老提了這樣一個問題:“剛進北大,學長就跟我説,進入北大最重要的是借北大這個牌子建立積累各種人脈關係,請問我該怎麼建立人脈關係?”另一個女學生的提問則説:“我很苦惱,我是個女孩子,要把房間打掃乾淨,我要逛逛街,要同學聚會,這些已經讓我忙得不得了,請問怎麼做能安排好自己的時間?”顯然,魯迅不再是學生關心的,學術也不再是學生關心的。

  他説,多次這樣的尷尬之後,他讀懂了,學生們當下關心的是“怎麼樣過一種舒適的個人生活”。

  更讓人意外的是,作為國內首屈一指的魯迅研究專家,錢老並不能在北大通暢地公開演講。

  “原因倒不是在黨委,而是學生會和團委,尤其是團委,最接近權力中心,萬一演講産生了效果,出點事情,影響其仕途,但只要請我去就不能限制我講什麼。為了避免公開讓我演講,就找出各種理由來,時間呀,教室呀,地點呀,各種各樣的理由。所以就只在中文系講,很少公開講。”

  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關於“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的感受,是錢老教學過程中多次遇到的親身體驗。

  這是其中一次經歷。某次講課,一個男學生坐在了第一排距離錢老最近的位置。老師講課之時,大抵都會對學生的反應有一些期望和預判。這個學生課堂反應極好,在每個節點都能及時做出反應,所做出的反應都恰合老師心意。

  第一天課後,他像很多人一樣上前與錢老攀談。儘管“我對課後説好話的人,都是保持很高的警惕。”但是,這名男孩的不同之處是,他在“恭維”的讚譽之後,隨即列舉了老師究竟講得好在哪,而且都説在了點子上。“這樣,我就以為他是理解我的,就給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一次之後,兩次之後,三次之後,每天都是這樣,錢老對這個學生的好感與日倍增。

  “第四次課,他跟我説,錢先生我想到美國去,請你幫忙推薦,我欣然同意。”然而,始料未及的是,推薦之後,他再沒有見到這個學生。

  這種體驗並非錢老獨有,身邊的很多老師也有類似的感受。錢老説,這就是魯迅所講的“精神資本家”。他的稱讚、微笑、反應……這些都是有目的的,都是預先設計好的,所做的一切,包括微笑都是要有回報的。

  “即使當時看出來也沒有辦法,看出來也很難拒絕,他的一切符合遊戲規則,高智商就在於此。你要拒絕反而顯得你小氣,這就是他的高智商,這就是精緻的高智商的利己主義者。”

  讓他擔憂的是,北大的學生遴選了全國的優秀學生,他們高智商,而“經過北大的精加工,這樣的人特別善於迎合體制、利用體制,而且做事能力很強,但要命的是這些人都是本質上的虛無主義者,可能民主、自由、人道講得比誰都好,但講得那些都是連他自己也未必相信的東西,所有的行為只為達到個人目的”。

  “如果他們掌握了權力的話,危害性大於現在的貪官、現在的腐敗。更嚴重的是,即使腐敗也會更高明。這一代人出來的話,非常可怕,而且事實上正在出來。”錢老看來,高智商就是精緻利己主義者的最大特點,這樣一批人由於辦事高效率,極容易被市場承認,同時,做事不露痕跡,也極容易成為接班人。

  我的存在

  錢老説,作為老師,對學生蛻化成“精緻利己主義者”的現象,是頗為傷感的,但他也理解,這不是個別的現象,這背後是一種整體扭曲的價值觀在作祟。

  退休前,一個學生在交給錢老的作業後面附了這樣一段話:“錢先生我非常喜歡您的課,您用您的存在告訴我,人可以為理想活著。”錢老感動於孩子的表達,但他也讀到了言外之意:“我已經放棄理想了,我不會像你一樣活著。”

  他看來,説這段話的孩子在某種程度是懂得他錢理群的。“雖然他不會按照你那樣活著,因為不現實,但他知道你的價值,這個價值對我還是有作用的。他知道你走的這條路是更理想的,本應該是正路,是可以讓人羨慕的。”

  他很清醒:事實上,其實“進北大之前,孩子和家長就已經有了目標。”大學,尤其北京大學這樣的一流學府,最接近權力核心。不論是商業上,還是政治上,相對於別的高校來説,向上流動是最方便的。而且為了進入北大,曾經付出過巨大代價,千軍萬馬擠獨木橋,是把別人踩下去才上來的,當最接近目標時,當然會一心“往上爬”。

  “現在的學生已經和80年代完全不同,過去是精神聖地吸引,現在是爬到最高的階梯,現在是要成為人上人。”

  但是,他反而更堅定了他對於自己存在的意義的堅守。

  他的理解是:正是很多人放棄了理想,他才更要用堅守理想的行為告訴大家,人仍然可以為理想而活,這種存在或許很另類,這種存在的力量或許很微弱,但也要告訴大家,尤其是正在習慣於“向上爬”的思維的人們,人可以有另外的存在。

  魯迅的存在

  錢理群看來,精緻利己主義者産生的根源,是年輕人不再有任何信仰,不再懷揣理想,唯一能驅動行為的就剩下了完成個人利益的訴求。也許,要用“魯迅”解決現在信仰的問題,有點簡單化,“魯迅”不可能提供一個解決方案。但從更宏觀的角度説,現在確實是需要魯迅的時代。

  “魯迅,他看得更深,他更專注現實背後的精神、文化、國民性的問題,由此他的認識也更具有超前性的。而對根本問題的思考,有助於幫助我們了解當下問題的實質,使人不停留在簡單的抱怨。這不僅是對中國,而且是對世界。”錢老認為,了解中國問題,不能回避的兩個人,即毛澤東和魯迅,了解了這兩個人就了解了大陸的過去、現在,甚至未來。

  錢老認為,如何看待當下的中國,魯迅是他最基本的依據。

  魯迅1919年的一篇隨感錄中説道,“中國社會上的狀態,簡直是將幾十世紀縮在一時:自油松片以至電燈,自獨輪車以至飛機,自鏢槍以至機關炮,自不許‘妄談法理’以至護法,自‘食肉寢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義,自迎屍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這個很啟示我怎麼認識當下,我就覺得當下的中國是現代、前現代、後現代並存的一個國家,比如西部是前現代、中部是現代,一個地方也存在前現代、現代、後現代的問題,北京也是。中國問題的複雜性就在次。比如民主、科學,從前現代地區和後現代地區感受就完全不一樣。而眼下的中國即存在現代不足的問題,又存在現代過度的問題,這都在魯迅批判的範圍。”

  他教導學生,了解中國,必須到中國最邊緣的地方看,把北京上海當作中國,是要誤判的。

  “看中國也不能只看上面,還要看下面,如果只看上面帝王將相會很悲觀,但看到地下,歷來就有為國為民,而是受壓抑的志士存在。看官方,有時會絕望,但看中學生就會看到希望。烏坎事件、什邡事件都是如此。魯迅提供了觀察中國的一種方法,而且有很強的解釋力。”

  錢老説,當人春風得意的時候,和魯迅是絕緣的。但只要對現狀有所不滿,要開始尋找一條路的時候,就是接觸魯迅的最好時候。特別是當下複雜的現實之下,特別是在溫飽解決之後,90後青年是接受魯迅的種子。

  “現在的教育正好和魯迅相反,要麼回避現實,要麼就是講假話空話套話,這樣教育孩子不行,久而久之後,沒有給孩子一個真實的世界,孩子會對假的東西習慣起來,也變得假起來。”錢老説,魯迅的意義是他是個真人,他不僅用真話講社會,而且會真實地對人們講自己的苦衷,這一過程中他會幫人認識自己,並採取積極的態度去尋路。在教育整體説假話的大背景下,魯迅對孩子們有異常重要的作用。而魯迅又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人,這點正是當下最需要的。

  魯迅的中國經驗

  “假使把魯迅的作品不署名重新發表,仍然適用於當下,這就是‘魯迅’的超越性,他的身上集中了中國經驗。”錢老看來,更為重要的是,這种經驗在中國是可以有所作為的,甚至提供了一種方法論。

  “偽士當去,迷信可存。”魯迅對知識分子“偽士”的批判至今受用。

  “魯迅總結‘偽士’的三大特點:第一,本身沒有信仰;第二,裝著很有信仰;第三,不準別人和他有不一樣的信仰。現在的中國,表面很有信仰,其實無信仰,但很多人又做出信仰保衛者的姿態,偽士多得不得了,魯迅提供的方法論就很有解釋力、批判力。”

  在我和我們的關係上,“魯迅説,‘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做一件事情首先是為我自己,但我是一個大我,他人的幸福也是我的幸福,他人不幸福我也不能幸福,但不是恩賜,而是他人幸福我的生命才有意義和價值。當強調我們的時候,不要忘了我是我們的基礎和前提。當強調我的時候,不要忘了我是我們中的一員。”

  就時下中國在很多方面整體瀰漫著的失敗主義情緒,甚至絕望的情緒,魯迅也曾提供過寶貴的經驗。

  “魯迅的韌性精神,認準一個事情就堅持下來,不達目標誓不罷休。當看到黑暗的事情,想做一些改變,有三種情況:一種是看到黑暗就著急,不吃不睡想在很短的時間裏解決問題,這常因為不能持久半途而廢;二是消極應對;三就是魯迅的方法,一邊談戀愛,一邊喝酒,一邊戰鬥,將戰鬥日常化。”

  現下的中國,還需要魯迅想大問題做小事情的精神。想大問題做小事情。從一件一件的小事情做起,每件小事情都跟想做的大事情聯繫在一起。只做小事情不想大問題,小事情就沒有意義,而且不容易堅持,只有大問題不做小事情,就沒有成就感。

  在物欲橫流的今天,魯迅的物質觀也有值得借鑒之處:第一,錢是不能沒有的;第二,不是所有東西都是錢能買得到的;第三,錢也會使你失去很多東西。錢老從魯迅那裏得到的是,“過簡單的物質生活,過豐富的精神生活”。

  錢老説,在他看來魯迅更了不起的地方是,他告訴人們,自己也是困惑者中的一人,他會陪你一起走、一起尋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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