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鎮化的推進必須逐步突破單純強調經濟利益和規模化發展的狹隘理念，摒棄經濟利益與政治升遷至上的短視、功利觀念。

　　●推進土地資産股權化、農民股東化、權益民主化，著重培育公正、公開及公平的農村土地産權流轉的有形市場，使土地可抵押或買賣，積極促進土地産權流轉。

　　●中國的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在高鐵時代來臨的背景下有進一步邊緣化的隱憂，必須把加快包括高速鐵路和機場在內的基礎設施建設作為吸引區外和國外資金投資的首要任務。

　　2014年，在以“大改革”和“大調整”為基本共識的“新常態”模式下，城市化的快速推進、轉型升級的暗流涌動以及産業空間佈局調整步伐的加快，為新時期的中國城市發展開啟了新的機會窗口。與此同時，以高鐵為代表的快速交通網路在東中部地區的全面建設，為擴展城市之間的經濟聯繫提供了便利條件。未來，中國城市的綜合經濟競爭力、可持續競爭力都將發生重大變化，中國經濟的空間格局和城市體系格局也醞釀著變革調整的契機。那些把握轉型發展先機的沿海城市、戰略性新興産業和裝備製造業集中地區、高鐵樞紐等，其競爭力水準在過去的一年獲得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2014年中國城市競爭力總體格局

　　從綜合經濟競爭力格局來看：2014年綜合經濟競爭力前十位城市主要集中在港澳臺地區、東南地區和環渤海地區，依次是：深圳、香港、上海、台北、廣州、天津、蘇州、北京、澳門、無錫。其中，港澳臺地區佔3席，東南沿海的內地城市佔5席，環渤海地區佔2席，廣大中西部地區無一城市進入綜合經濟競爭力十強之列。中部地區排名最靠前的城市武漢列第12位，西南地區排名最靠前的城市成都列第15位，東北地區排名最靠前的城市大連列第18位，而西北地區排名最靠前的西安僅列第33位。區域表現依次是：港澳臺、東南、環渤海地區高於全國平均水準，東北、中部、西南和西北地區低於全國平均水準。與2013年相比變化最大的莫過於深圳取代香港躍居綜合經濟競爭力榜首，無錫取代佛山進入綜合經濟競爭力十強。在綜合經濟競爭力十強城市中，天津的綜合增量競爭力最高，而澳門的綜合效率競爭力優勢明顯。

　　從可持續競爭力總體格局來看：2014年可持續競爭力前十位城市集中在東南地區和港澳地區，環渤海地區相對薄弱，依次是：香港、上海、北京、澳門、深圳、廣州、杭州、蘇州、南京、廈門。其中，東南地區佔7席，港澳地區各佔2席，環渤海地區佔1席。東北地區排名最靠前的城市大連列第11位，中部地區排名最靠前的城市武漢列第15位，西南地區排名最靠前的城市成都列第18位，西北地區排名最靠前的城市西安列第27位。區域表現依次是：港澳、東南、環渤海地區高於全國平均水準，東北、中部、西北和西南地區低於全國平均水準。雖然香港的綜合經濟競爭力被深圳趕超，但是相對於內地城市而言，香港的可持續競爭力優勢仍然十分明顯，在知識城市、和諧城市、生態城市、文化城市、全域城市和資訊城市等六大分項競爭力方面，香港的等級排名均較為靠前。杭州、蘇州、南京、廈門等四個未進入綜合經濟競爭力十強的城市，在可持續競爭力上卻具有很大優勢。

　　城市可持續發展面臨嚴峻問題與挑戰

　　2014年中國城鎮化水準已達到54.77%，已經跨越傳統意義上的由量變增到質變的臨界點（即城鎮化率為50%）。而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正經歷著由工業化階段結構性加速向城鎮化階段結構性減速的轉型過程。過去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目標，以外向型工業化為主要動力，以要素投入和規模擴張作為發展方式的傳統城鎮化模式已不可持續，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正面臨嚴峻的問題與挑戰。主要體現在如下方面：

　　城市競爭力的區域分化現象逐步加劇，城市空間分佈和規模結構不合理

　　在2012-2014年間，雖然中國城市289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綜合經濟競爭力差距呈現出收斂跡象，但是可持續競爭力的變異系數在過去三年內持續擴大，這與中國城市的空間分佈和規模結構不合理、與資源環境承載能力不匹配有關。2014年城市競爭力指數數據顯示，通高鐵的城市，其綜合經濟競爭力的均值水準要高於未通高鐵城市71.15%，其可持續競爭力均值水準要高於未通高鐵城市56.91%。高鐵時代的到來，如果不能妥善處理區域協調發展問題，可能會進一步加劇城市競爭力的這種“馬太效應”。

　　城市發展轉型正在面臨“高端擠壓、低端蠶食”的內外壓力

　　特別是以佛山、東莞為代表的出口加工業城市，當産業和技術的積累程度日益接近西方國家生産和技術的前沿時，就會引發西方國家和跨國公司的警覺，從而進行技術和價值鏈的封鎖擠壓。而與此同時，其他“金磚國家”、“薄荷四國”和東南亞國家以及我國的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和政策優勢正在吸引越來越多的FD0I向其進行轉移，對東部沿海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産業形成了巨大的吸附力。部分出口加工業城市的綜合經濟競爭力出現小幅下降趨勢，轉型發展之路正面臨陣痛期。

　　知識城市和宜商城市建設非朝夕之功，“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任重道遠

　　大多數城市仍將精力和優惠政策傾向於大企業集團、知名品牌，而對於草根創業和中小微企業融資問題上關注不夠。雖然國家在2014年出臺了一系列鼓勵創業的便利措施，但是創業難、融資難的問題仍未得到根本解決。許多城市政府仍希望更強大的産業政策，數量化的轉型指標強力推動轉型，加大投資力度來保持經濟增長。因此，從國家層面必須改變這種傳統發展理念，加快創新驅動的知識城市建設，以效率持續改進來推動可持續競爭力提升。

　　造城運動和土地財政難以為繼，傳統城市發展建設弊端開始凸顯

　　2014年，許多主張大拆大建、大興土木的地方主政官員相繼落馬，宣告了以造城運動和土地財政為核心的傳統城市發展建設模式的破産。許多地方長期以來過度依賴土地出讓收入和土地抵押融資推進城鎮建設，加大了地方政府性債務等財政金融風險。攤大餅式的造城運動，導致了城市通勤距離加大和職住不平衡問題，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城市病。

　　生態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環境治理刻不容緩

　　2014年中國城市競爭力指數數據中環境品質的各分項指標得分相對於前兩年繼續呈現下行趨勢。在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重拳治理下，城市環境品質仍未得到很大改善。越來越多的城市居民對當前的城市環境狀況不滿，改善環境的呼聲愈加強烈，媒體也將2015年寄予厚望為中國環保分水嶺。但是環境治理的效果仍然取決於各城市政府在多大程度上犧牲經濟增長的速度，以及國家層面的生態建設制度框架、生態補償機制的建立、排污權交易等環境保護和治理的長效機制。

　　促進城市可持續健康發展的政策建議

　　在“新常態”趨勢下，新型城鎮化本身已不僅僅是社會轉型過程的一部分，而且也將是未來中國應對轉型發展諸多挑戰的重要戰略措施。伴隨著2015年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工作的全面開展，未來中國的城鎮化模式和城市發展轉型之路將續寫新的篇章。為了促進中國城市的可持續健康發展，特提出以下幾點對策建議：

　　在正確認識城鎮化發展規律的基礎上提高城市可持續發展能力

　　中國城鎮化的推進必須逐步突破單純強調經濟利益和規模化發展的狹隘理念，摒棄經濟利益與政治升遷至上的短視、功利觀念，堅決杜絕城市規劃、城市建設過程中以過度重視規模擴張和外延拓展而忽視城市民生建設、環境建設及人文建設為主要特徵的“大躍進”現象，與注重品質型、效率型及可持續型城鎮化推進的發展思路相契合。

　　為此，重點應從頂層設計與國家戰略層面，明確城鎮化品質導向，將居民福祉置於優先地位，以不斷健全城市功能和社會管理為承接點，形成以改善城鎮化品質與提升城鎮化效率為核心的發展規劃體系。不斷完善城市的社會服務功能、公共服務職能以及社會管理能力，妥善解決城鄉之間、城與城之間轉移人口的就業、教育、住房、醫療、養老等社會問題，向轉移人口提供高品質、高品質的教育條件、發展條件以及社會條件，讓全體人民充分參與城市經濟發展，充分分享城市發展的成果，進而促使新型城鎮化目標的實現。

　　在突破要素流動障礙的基礎上實現關鍵領域制度創新

　　當前，中國要素流動的障礙主要體現在區域之間和城鄉之間。要突破這種流轉障礙應以推進區域一體化、城鄉一體化為突破口，實現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的有效對接。從此意義上講，中國的戶籍制度改革不僅要在中小城市層面有效展開和靈活推進，而且要重視外來人口最為集中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有必要按照人口城鄉遷移的現實趨勢有重點的在戶籍政策上選擇“居住證制度”、“積分入戶”等多樣化的戶籍政策逐步弱化大城市的戶籍限制，把福利制度與戶籍身份相剝離，促進符合條件的農村轉移人口在城鎮落戶並享有與當地城鎮居民同等的權益。在土地制度方面，要著重培育公平、公正及公開的農村土地産權交易市場和次級市場，通過賦予農民交易使用權，完善農村的土地産權，激活農民土地資産，推進土地資産股權化、農民股東化、權益民主化，著重培育公正、公開及公平的農村土地産權流轉的有形市場，使土地可抵押或買賣，積極促進土地産權流轉，並建立嚴格的土地産權保障制度，有效維護城市化進程中失地農民的切身利益。

　　在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的基礎上優化城市空間體系

　　大力支援和不斷加快城市有形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無形服務網路建設，逐步完善高速公路、高速鐵路、航道、運輸管道、電力輸送、網路、排水管網體系及通訊幹線所構成的區域性基礎設施網路，縮短不同城市間的通勤距離，使城市群內部及各大城市群之間資源與資訊流實現共建共用。從城市空間體系的構建來看，中國未來將形成由城市帶、城市群、巨型城市、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鎮、居民點協調發展的空間格局。在一個比較合理的城市體系中，大城市的主要功能是發展現代服務業、戰略新興産業及高科技産業，尤其是知識密集程度較高的行業，而中小城市則承擔大城市衍生出的配套産業，如相關製造業，中小城市還具有連接大城市、城郊及農村的功能。未來一段時間，同城化、集群化、網路化將是城市空間體系建設之重點，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在城市空間體系的重構中將會發揮巨大基礎作用和導向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的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在高鐵時代來臨的背景下有進一步邊緣化的隱憂，交通基礎設施和區位條件成為其經濟快速發展和城鎮化品質提升的桎梏，故其必須把加快包括高速鐵路和機場在內的基礎設施建設作為吸引區外和國外資金投資，進而快速融入中國城市空間體系的首要任務。

　　在創新驅動和低碳環保的理念下強化城市産業支撐體系

　　要根據城市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培育發展各具特色的城市産業體系。改造提升傳統産業，淘汰落後産能，壯大先進製造業和節能環保、新一代資訊技術、生物、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産業。適應製造業轉型升級要求，推動生産性服務業專業化、市場化、社會化發展，引導生産性服務業在中心城市、製造業密集區域集聚；適應居民消費需求多樣化，提升生活性服務業水準，擴大服務供給，提高服務品質推動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形成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産業結構。與此同時，未來中國城市發展必須牢固樹立低碳文明、生態文明、綠色文明理念，提高清潔生産技術、能效的技術、節能減排技術、新能源的研發技術以及碳中和技術，依靠低碳技術發展城市産業經濟、生態經濟、迴圈經濟和綠色經濟。

　　構建促進城市可持續競爭力提升的長效機制

　　從近十年來城市可持續發展過程中暴露的主要問題來看，完善城市可持續競爭力提升的長效機制應重點著眼於以下三個方面：其一為生態環境保護機制。要逐步將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納入城鎮化發展評價體系，完善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目標體系、考核辦法、獎懲機制；對不同主體功能區實行差別化財政、投資、産業、土地、人口、環境、考核等政策；加快自然資源及其産品價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場供求、資源稀缺程度、生態環境損害成本和修復效益；建立和完善嚴格監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環境保護管理制度，獨立進行環境監管和行政執法，嚴格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加強突發環境事件應急能力建設，完善以預防為主的環境風險管理制度，對造成生態環境損害的責任者嚴格實行賠償制度，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其二為土地使用制度。探索實行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規模與吸納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數量掛鉤政策，實行增量供給與存量挖潛相結合的供地、用地政策，提高城鎮建設使用存量用地比例；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建立農村産權流轉交易市場，推動農村産權流轉交易公開、公正、規範運作。其三為資金保障機制。要加快財稅體制和投融資機制改革，創新金融服務，放開市場準入，逐步建立多元化、可持續的城鎮化資金保障機制。加快推進房地産稅、土地稅、資源稅、環境稅，並以此為基礎建立健全城市財稅體系，一方面可以解決城市建設資金過度依賴土地財政的問題，另一方面可以有效發揮財稅制度在資源和環境保護中的杠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