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安徽省教育廳外事處處長耿尊芳從辦公樓墜樓身亡，這是5月第一個星期內發生的第三起官員自殺事件。官員作為抑鬱症患者中一個特殊而隱秘的群體，逐漸浮出水面。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心理醫生李恒告訴北京青年報記者，近三年因抑鬱傾向就醫的官員明顯增多。很多官員有心理問題不願主動就診，擔心這病影響仕途，一些“問題”官員只是私人介紹，不走醫保，怕醫院洩露秘密。

　　現狀

　　“抑鬱”成官員死亡通報高頻詞

　　5月4日，安徽省教育廳外事處處長耿尊芳從辦公樓墜樓身亡，這是5月首個星期內發生的第三起官員自殺事件。據當地官方資訊，5月初，河北承德市興隆縣國土資源局黨組書記、局長于會田、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州委常委、政法委書記金海寧先後墜樓身亡。在三則寥寥數語的通報中，均有追述死者生前“抑鬱”、“失眠”、“情緒低落”的詞彙。近年來，公務員因“抑鬱”走向極端的事例越來越多，在中國抑鬱症患者中，一個特殊而隱秘的群體浮出水面。58歲女處長耿尊芳的死，給日益引人注目的官員非正常死亡現象再添一例。

　　就在5月份3起官員跳樓事件的通報裏，雖文辭簡略，但均追述死者生前“抑鬱”、“失眠”、“情緒低落”，甚至在於會田的通報裏，直接明確寫著“于會田患有抑鬱症，近來一直有輕生念頭”。

　　“據我觀察，近三年來有抑鬱傾向的公務員就診人數，確實有上升趨勢。”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心理醫生李恒告訴北京青年報記者，“因抑鬱症而自殺的案例只不過代表了極端的狀態。”另據媒體曾統計，近年官方通報的48例非正常死亡案件，初步調查發現的可能誘因之中“抑鬱”出現29人次、1人次患有焦慮神經症、6人次精神不佳或經常失眠。“因抑鬱自殺的這些，還只是被媒體報道出來的，至於患抑鬱症的準確人數，我們也不知道”。李恒説。

　　也有輕生的官員們遺書裏提到抑鬱或患病，如“抑鬱難忍，先走了”，“病治不好，痛苦難忍”；也有表現失望、絕望者，如“勤勤懇懇，一事無成，工作壓力巨大”。

　　為什麼大多數官員生前“未被外界發現”，其死後通報時“抑鬱”卻成為高頻詞彙？李恒從專業角度分析，鋻於心理疾病的特殊性，抑鬱症患者往往隱藏得很深，不易被外人發現，“通常患者要經過數月甚至更長的時間，來決定是否就診。當被發現時，一般問題已很嚴重。這些年自殺率的升高，很可能是他之前抑鬱，病情加重的結果。”

　　和普通患者不同的是，李恒説，官員對於這樣的“心病”存有禁忌，很多人不會主動來就診，“一是擔心這病影響仕途，甚至擔心自己會被‘拿掉’，二是看病的途徑不多，他們擔心醫院洩露秘密。”

　　核心

　　“問題官員”就診

　　“只説最近單位查得嚴”

　　在李恒的印象中，來醫院門診掛號的官員少之又少，即使來，也大多為開治失眠或抗抑鬱的藥，“他們掛號開藥，不會多説話，不向醫生透露更多，病歷上往往只有失眠的記錄。開抗抑鬱的藥，也通常不會走醫保。”

　　李恒接診的大多數官員病人都是通過朋友介紹來的，大多是“約出去談一談”，“沒有固定的時間規律，朋友托朋友的關係，信任感多一些。多數情況下幫人忙，也不收費的，針對不同情形，會給出藥物建議和心理治療方案。”

　　這些患者，既有因人際困擾而患病的，也不乏“待查”的問題官員，比如經濟問題，有婚外關係的，“他們找到我，不會明説自己的具體問題，他們只説最近單位查得嚴，正開著會就有同事被帶走。自己也擔心經濟上和社會關係上的問題。説到這一層，大家彼此都心照不宣了。”李恒還透露，沒被“帶走”前官員表現得“最焦慮”，“一般都是害怕吧。”

　　面對這些人的“心病”，李恒往往會以一個朋友的身份去為他們分析利弊，“曾有個婚外情的官員來諮詢，當時我幫兩位當事人去做理性分析，建議他們不要弄到魚死網破，否則不好收場。”李恒強調，心理諮詢絕對不幫人做決定。過了沒多久，他再次從朋友那裏聽到該患者賠償了女方一筆錢，加上藥物治療，當事人的病情緩解了不少。

　　李恒也曾接待過一個患者，尿頻一年多，在京城醫院挨個兒看腎病科、泌尿科、中醫都沒有作用，結果到他這兒依照焦慮症治療焦慮，用抗抑鬱劑，輔以心理治療，很快康復了。其實，那人真正的病因是，他在工作中得罪了領導，鬧了心病。

　　北青報記者還了解到，一線心理醫生接觸的很多公務員病人都有失眠的症狀，這樣“私密”症狀往往更不足為外人道，小範圍知曉。“多數人都表現為心理壓力大、焦慮、失眠等，像上述出現的尿頻、大汗淋漓、類似心梗的神經官能症患者只佔到20%左右。”李恒對此解釋道。

　　官員抑鬱自殺究竟是醫學問題，還是社會問題？李恒答道，近年公務員心理壓力大，屬於心理疾病的高危人群，他們承受的壓力和風險都高於一般職業，尤其是位高權重的官，“簽一個字，動輒涉及一千萬的項目，壓力和風險可想而知。”但官員如果因不能説的秘密，抑鬱自殺後，並企圖掩蓋背後利益關係，那麼這心理問題，就不僅是醫學能解決的問題了。

　　打“心理熱線”的大多是官員家屬

　　2012年，中央國家機關職工心理健康詢問中心對20個中央部委共2500名職工進行了一項與壓力情形有關的調研，結果有63.3%的職工認為自己承受著中等以上程度的壓力，其壓力來源除了“職務升遷受阻”外，還包括工作責任、住房負擔、領導工作風格、目睹腐敗與抵擋誘惑等。

　　北青報記者了解到該中心同年開通了“諮詢熱線”，但從相關渠道獲悉，目前幾乎沒有官員自報家門直接撥打該熱線，前來諮詢的幾乎都是官員的家屬。這個調研裏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結論，即處級以下幹部比處級以上幹部感受到了更大的壓力。在記者的採訪中，心理醫生和研究學者坦言基層公務員遭遇的心理健康問題更甚，“基層處級以下官員佔到公務員隊伍的90%左右，他們多數沒心理檢測的意識，諮詢渠道更少，再加上上升空間窄，壓力會更大，他們的心理健康問題理應得到重視。”專門研究腐敗問題的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經濟學院教授聶輝華告訴記者。

　　還有學者將2009年視為全社會開始關注公務員心理健康問題的“元年”。那一年的報道中共有13個官員自殺。2011年年底，中紀委、中組部聯合下發《關於關心幹部心理健康提高幹部心理素養的意見》。也正是從那時候起，關於公務員心理健康的講座與培訓開始在各級政府機關頻繁舉辦，有些心理學專家還被請入國家公務員考試的專家小組。

　　“所謂的抑鬱或心理疾病，不能簡單視為患病官員的個人問題，它歸根到底是一個社會問題”，北師大心理學系教授許燕曾對媒體如是説。

　　記憶體

　　十八大以來因貪腐自殺官員佔三成

　　2015年元旦後，全國多地區的黨政機關、高校以及企事業單位，收到了轉發自中組部關於“十八大以來黨員幹部非正常死亡情況統計表”的通知，官員非正常死亡現象引起了高層的注意。對於什麼是“非正常死亡”，此次統計的説明書也做了專門解讀，即因自殺、他殺、工傷、交通事故、醫療事故、火災等意外事故、死刑執行等原因導致的死亡。

　　有媒體統計，2000年至今的130余名官員非正常死亡被媒體公開報道過的案例裏，大部分為自殺。《財經》曾不完全統計出2012年12月至2014年12月期間官員非正常死亡數量，共計99名，其中52例被證實為自殺，34例在公開通報或報道的表述中為墜亡或溺亡等。

　　而中組部年初下發的調查表要求填報“死亡原因”時，有“自殺、他殺、其他原因”三項選擇；而7個自殺原因選項位於前三的，分別是“涉嫌違紀違法；患有抑鬱症等精神疾病；工作壓力大”。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經濟學院教授聶輝華表示，問卷的設問方式暗示著一個資訊，懲戒“違法違紀官員”反腐大背景下，官員自殺確與之有著關聯性。

　　高強度反腐確實讓一些官員飽受壓力，如2014年原南京六合區委書記、南京化工園區黨工委書記婁學全，因接受宴請並收受慰問金被免去官職，並受黨內嚴重警告處分，三個月後在家上吊自殺。“這幾年被判死刑的官員數量明顯下降，但自殺官員的數量卻明顯上升。”聶輝華告訴北青報記者。“我們收集了最近三年的樣本，貪腐或涉嫌貪腐的官員在自殺官員中大約佔到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