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顏偉傑 通訊員 孔朝陽

　　垃圾，作為人類活動的伴生物，從沒像現在這般令人焦慮。

　　15年前，我國在北京、上海、杭州等8個城市試點垃圾分類收集，城市開始學習與垃圾的相處之道。然而，時至今日，城市對垃圾處理大多仍是“一鍋端”，似乎遭遇了難以逾越的瓶頸。

　　相比城市的亦步亦趨，伴隨著美麗鄉村建設，浙江廣大農村在垃圾處理模式上的探索倒不乏亮點。在桐廬探索垃圾分類的經驗基礎上，我省逐步摸索出了龍遊縣賀田村源頭分類，可追溯減量處理再利用；德清縣五四村立足本村，垃圾資源化處理；仙居縣橫溪鎮幹部分片包乾，村民互相監督清潔衛生等一系列適應各地農村的垃圾分類與處理模式，大有“後來居上”的架勢。

　　“雖然總體而言農村垃圾處理的水準仍比較低，但我們已經探索出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分類處置方法。在試點的46個中心村，垃圾減量達50%以上。”省農業和農村工作辦公室社會發展處葛永明説。今年，我省還繼續在100個中心村推進村莊垃圾分類與減量資源化處理試點，所有試點工程將在10月份竣工。

　　從農村做起更有優勢

　　在臨安市的板橋鎮蔥坑村，家家戶戶門口都擺放著一隻綠色的垃圾桶，桶上寫著“可堆肥垃圾”和“其他垃圾”字樣。打開頂蓋後，裏面有兩隻拎桶，分別為綠色和灰色。灰色的桶裏，扔著塑膠瓶等垃圾，而綠色的桶裏，則是一些菜頭菜腳和瓜果皮等。

　　“垃圾分類來源好的生活習慣，更無異於一場生活革命，現今城裏垃圾分類難度不小，農村垃圾分類取得階段性成果。”葛永明説，去年剛開始推行農村垃圾分類減量化試點時，幾乎所有試點鄉鎮的幹部都普遍有這個擔心。但是，找到適合農村的方法之後，推行起來就簡單多了。

　　另外，為確保垃圾分類到位，在農戶基本分類的基礎上，各地基本上都採用了“農戶源頭分類+保潔員二次分類”的分類減量模式，由村裏的保潔員進行二次檢查分類，將一些農戶沒有分好的垃圾重新分出來。

　　然後則是根據垃圾的末端處置工藝，通過分類運輸把會爛的垃圾運到村裏的垃圾處理房，進行堆肥處理；把可回收的垃圾由保潔員分揀後送往廢物回收機構，而剩餘的垃圾才是按照“村收鎮運”的模式送到垃圾轉机站集轉机運處理。

　　據省農辦調查，農村生活垃圾每人平均産生率相對較低，而且易腐垃圾佔40%以上，有機物經腐爛發酵之後産生的有機肥，可以直接還田實現資源化利用；而剩餘的垃圾，通過保潔員定期分揀回收，大致可減少60%左右的垃圾處置量。

　　“垃圾分類從農村開始做起更有優勢。”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環衛高級工程師趙樹青也認為，相對城市而言，農村能夠為垃圾分類提供空間；而且農村的生活節奏慢，村民有時間去做好這樣一件事，“只要加強宣傳和提供條件，農村有條件走出一條不同於城市的路。”

　　資源化利用開源有方

　　分類好的垃圾，如果做不到分類利用，垃圾分類便會失去動力。

　　在杭州中北花園等小區，記者曾採訪過住戶關於垃圾分類的看法，許多人把不執行垃圾分類歸咎於分類後的混裝轉運，或者小區垃圾站的混雜堆放，這相當於把前期家庭分類的功夫都白費了，“分類還不如不分”。

　　而在農村，垃圾處理的效益則實實在在擺在了農民眼前，甚至還直接為農民帶來了不小的收益。

　　“首先是垃圾減量的變化。”葛永明介紹，按現行的垃圾焚燒、填埋處理每噸110元和90元，清運每公里10元的成本計算，以500人口的村莊為例，年産垃圾120噸，分類減量50%以後，同步可減少清運費、處理費近兩萬元，並延長垃圾填埋場使用期限。

　　農村垃圾賬目不僅在“節流”，垃圾的資源化利用也成了“開源”的有效途徑。在江山市新塘邊鎮日月村，一套採用微生物發酵處理法進行生活垃圾資源化處理的設備，只要把菜葉果皮等廚余垃圾，甚至作物秸稈、谷殼筍殼等垃圾投進去，3到5天就能出料。再經過10來天的二次堆肥，垃圾就成了搶手的有機肥料。

　　“這台機器加上配套垃圾房、垃圾桶，總投入約50多萬元。但是值得！”日月村村支書毛小健説，每100公斤的垃圾就能轉化成30多公斤的有機肥，産出的有機肥歸村集體所有，除了用於村內綠化地、農田增肥，還能返配給需要的村民或種植大戶，為村裏增加收入。

　　“農村每人平均垃圾處理缺少資金來源，依賴政府補貼也不是長久之計，而資源化利用無疑為這一問題提供了有益的補充。”葛永明説。在部分種植業較發達的地區，不少農戶甚至願意主動承擔垃圾處理運營的成本，來換取堆出來的肥料。

　　尚需各方共同推進

　　在農村，政府的投入和村民的行動，逐漸讓一些村莊建立起了垃圾處理的機制，改變了村莊面貌。

　　不過，也有環境專家認為，短期效果的取得比較容易，關鍵是要找到長效機制。如果政府不把眼光放遠，巨大的投入將是個“無底洞”，就如當年在城市推行的垃圾分類，政府的投入越來越大，一旦停止或者減少，很可能造成反彈。

　　“還是要借助市場的手，讓各類垃圾找到適合的歸屬。”另一位研究環境問題的專家認為，從長遠來看，政府要由垃圾處理者轉變為垃圾處理管理監督者，加大非政府組織或企業的參與力度，把農村垃圾處理由事業運營方式轉化為企業運營方式，真正實現農村生活垃圾處理的産業化。

　　目前，在我省的一些農村已經開始探索市場化的路子，將保潔和收運工作推向市場。桐廬縣環溪村、余杭區沿山村等就將村莊的保潔通過公開招標，將村裏保潔、收運服務委託給專業公司和人員，大大提高了服務品質和運作效率。

　　“由公司來經營，人員比較專業，管理也比較規範。”浙江農林大學環境與資源學院一位研究環境問題的教授説，從目前來看，無論農村還是城市，垃圾處理都可以找到盈利的可能，我們完全可以轉變垃圾處理的經濟運作模式，探索引入社會資金，參與生活垃圾處理設施的建設和運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