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 檀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提出，中國未來五到十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50％以上。這是直言不諱又非常及時的警告。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幸運，不能跨越是常態。從低等收入國家到中等收入國家很困難，依靠改革，中國的努力獲得成功。引述朱天教授《中國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嗎？》的數據，根據1960年時相對收入不到美國10%的42個低收入經濟體在1960—2011年間相對收入水準的變化，只有8個國家在2011年之前進入中等收入經濟體的行列，分別是非洲的赤道幾內亞和波札那（一個是因為發現了大量的石油，另一個是有豐富的鑽石資源），亞洲的中國、泰國、斯里蘭卡和印度尼西亞，中東的埃及和突尼西亞。1960年時相對收入達到美國10%-40%之間的所有42個中等收入經濟體，只有12個國家（地區）在2011年之前成了高收入經濟體：亞洲的日本和東亞四小龍，歐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臘、塞普勒斯和馬爾他，以及中東的以色列與中美洲的特立尼達和多巴哥。

　　跨越中等收入經濟體是中國人的大課題。有前車之鑒，黃亞生《中國模式到底有多獨特》一書指出了巴西的例子：二十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巴西經濟飛速增長，1968年—1974年，巴西GDP年增長11.4%。然而，“巴西奇跡”之後是失落，有整整20年，巴西經濟沒有增長，社會動蕩。

　　我們要找到跨不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值得我們沉思的是，為什麼亞洲四小龍能夠成功，新加坡能夠成功，而巴西、阿根廷這些國家卻一再陷入治亂迴圈。

　　真正重要的是法治市場。無論是日本、新加坡、中國台灣地區，二戰後都有打散原有經濟結構、再塑社會經濟秩序的過程。世界銀行經濟學家英德米特·吉爾曾表示，從東亞經濟體經驗來看，發展模式經歷了三個轉型：從多樣化向專業化轉型，從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型，從低收入向高技術轉型。東亞成功，拉美失敗，表現在中等收入階層的比重不同、城市化發展品質不同、法制截然不同。日韓都具有一套健全高效的法律體系和分權制度，而拉美經濟體則腐敗現象嚴重，經濟社會發展易受政府隨意性的干擾，缺少一套客觀公正的運作機制。

　　中國正走在建立社會主義法治經濟的路上。目前的反腐是建立法制市場重整秩序的第一步，但期待市場經濟法律基礎一朝之間就完善起來是不現實的。僅舉數例，有地方國企在並購重組時一紙紅頭文件就把上市公司高管撤了，毫無規則意識；體制內的大型國有企業，往往按身份分成編制外、編制內員工，待遇截然不同，這是原始血緣經濟，與市場人力配置毫無關係； 有的地方國企改革時好的資産出售，會出現權貴伸手、資産流失，不改革又人浮於事，導致效率不高。總之一句話，法制建設十分迫切，但又任重道遠。

　　打破身份制約，建立法治市場經濟，是中國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不二法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