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全球最缺水國家之一，每人平均可更新淡水量僅為世界平均水準的1/3，但水體污染嚴重，劣V類水質佔總河長的14.9%，劣V類水質斷面比例達到19.5%。為此，《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對江湖水源、黑臭水體、工業廢水、城市和村鎮生活用水等提出了未來15年治理目標。應該説這個計劃既是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更是確保13億中國人身體健康、生活品質提高的需要，是深得民心之舉。

　　而由“水十條”衍生出的産業投資無疑是巨大的。對此，環保部利用投入産出模型測算，提出了較為樂觀的推測和預估，將直接購買環保産業産品和服務超過1.4萬億元，間接帶動約5000億元，預計可拉動GDP增長約5.7萬億元，帶動環保産業新增産值約1.9萬億元，累計增加非農就業約390萬人。甚至有專家大膽預測，在未來5年內，“水十條”將拉動總投資兩萬億元，新一輪環保投資“盛宴”將開啟。這些預測數據出籠，從表面上看，令人振奮，但如果稍加思索，從“水十條”主客觀多種因素分析，可能就會對這些預估數據的現實可能性大打折扣，甚至更會感覺出環保部和專家們“炮製”出的這些數據有故意炒作之嫌。

　　筆者這麼説，無意對“水十條”作用潑冷水，是因為充分發揮“水十條”經濟功效，確實存在很多暫時難以逾越的障礙，要冷靜、理性地看待主客觀存在的問題，才能作出正確的水污染防治産業投資政策，避免一哄而上給整個水污染防治帶來被動和不利。

　　一方面，水污染防治具有跨區域性和整體協調性，不是單個或幾個省（市）治理就能見效的。水污染防治是區域內整體聯動，不是孤立靜止的，需幾省或數十省全力配合才能見效。而在治水效益前景不明確情況下，加之各地財政收入狀況不一樣，地方在各自行政區劃內治水責任就不會明確，治水效果就會被大打折扣。加之水污染防治項目耗資巨大，甚至是一個無底洞，短期內很難見效，不少地方政府不願往裏投錢。同時，江河水發源地多屬經濟不發達地區、而用水地多屬經濟發達地區，在保護水資方面，兩者在資金投入、保護收益方面存在很大矛盾。此前我國在太湖、淮河等治理曾有過巨大投入，但效果並不理想。其中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水系生態圈內各地方政府協調行動。如何打破治水行政區隔，不僅涉及落實“水十條”，實際上也是涉及所有環境治理項目的重大課題，不是短期內就能做到的。

　　另一方面，水污染防治與地方經濟發展形成較大矛盾，越是經濟發展地區，污水排放相對較多，這是水污染防治最需逾越的利益障礙。“水十條”明確狠抓工業污染防治，2016年底前按照水污染防治法律法規要求，全部取締不符合國家産業政策小型造紙、製革、印染、染料、煉焦、農藥等嚴重污染水環境的“十小企業”，同時制定造紙、焦化、氮肥等十大行業整治方案，實施清潔化改造。這些相關企業，如果屬小企業關停相對好辦；如果是大企業，通常是很多地方經濟支柱産業、重要財政收入來源和就業場所，環保部門在監管中存在擔憂，也面臨著行政級別低於地方國企有心無力的窘境。顯然，全面控制污水排放，需解決地方經濟發展與水污染防治的矛盾，重點解決好地方財政收入來源問題。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地方政府積極性不高，水污染防治可能會陷入困局。應該説，近十年來，我國在解決企業亂排放方面出臺了不少政策，但至今水污染呈愈加嚴重之勢，最關鍵就是沒有解決好地方政府治污利益問題，致使地方政府積極性不高，打馬虎眼，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使水污染防治流於形式。而解決地方政府財政出路，則又涉及全國系統性財稅體制改革，短期內難實現；全部由中央財政擔負水污染治理費用，在眼下經濟下滑局勢下，很難做到。

　　再一方面，民間投資與收益不匹配，靠財政投入困難較大，水污染防治如期完成存在很多不確定因素。眾所週知，目前靠財政拿出兩萬元投資資金，很不現實。一是財政收入增長因經濟下行出現23年增幅首次減緩，財政收入增長乏力；二是各級地方政府頭上懸著20多萬億元債務，地方政府面臨較大壓力。雖可引進民資，但效果難令人樂觀，因為不少水污染防治工程投資大、週期長、收益低；且水污染防治項目收費事關民眾切身利益。如在生活污水處理上，如果收費太高，民眾會怨聲載道，使收費難以為繼；如果收費過低，民資投入虧損，則水污染防治工程也難持續運作，水污染防治工程就會擱淺。因此，在水污染防治收費上如果不科學合理，民資不見得願意進入，期待過多民資進入水污染防治領域，可能會陷入一相情願的尷尬局面。

　　顯然，對“水十條”拉動經濟增長功效，需全面客觀地看待，不宜盲目樂觀，尤其要對各種困難和矛盾進行充分預估，精心籌划水污染防治方案，對各項工程進行全面評估，科學規劃，有計劃有步驟、穩妥地實施，根據各地方財力，突出治理重點，克服脫離現實盲目求速傾向，使水污染防治行動始終運作在健康軌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