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深圳市輸配電價改革正式實施。值得關注的是，此前提交的改革方案中曾提出下調居民用電價格，但被廣東省和國家發改委否決。據悉，原因是電價改革堅持回歸到成本的目標，深圳居民用電目前成本為0.87元/千瓦時，執行電價為0.68元/千瓦時，低於成本價，因此，本輪電價改革中居民用電價格維持不變。（《深圳特區報》4月14日）

　　令居民感到擔憂的，不僅是下調居民用電價格被否，更重要的是電價回歸到成本的改革目標，因為這意味著居民用電價格未來或走高。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電價回歸到成本，總體上無可厚非，雖然存在個別發電企業虧損的情況，但電網卻往往賺取了鉅額利潤，總體上並不是虧損供電。就居民用電價格來説，則相對複雜，是否有下調空間，是不能簡單比較實際執行電價與成本價格的。

　　在一些國家和地區，都存在電價的各種交叉補貼。一種思路是工業、商業電價補貼居民電價，甚至是動用公共財政補貼居民電價；另一種思路則相反，是居民電價補貼工業、商業電價。羊毛出在羊身上，無論是哪一種交叉補貼思路，總體的原則都是“回歸到成本”。但總體來説，選擇哪一種思路，與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分配率密切相關。分配率是勞動者的工資總額佔GDP的比例，是衡量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與否的重要指標。

　　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分配率，一般在54％到65％之間，有的甚至超過70%，所以這些國家和地區多選擇居民電價補貼工業、商業電價。但在我國分配率只在15％到20％之間，這也正是我國近年來反覆強調“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係，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的原因所在。因此，在分配率還沒回歸到合理水準的情況下，下調居民用電價有其現實合理性。

　　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包括電力在內的公共品的價格水準，既不是簡單地與成本進行比較，也不是簡單地進行國際比較，而是要與居民收入聯繫起來進行相對價格的比較。比如，根據《深圳商報》2010年的報道，美國居民的電價是中國居民的1.5倍，但我們卻不能輕易得出中國電價比美國便宜的結論，因為美國人的平均年收入是中國的16倍。

　　即使拿“回歸到成本”來説事兒，也不能簡單地看靜態的數字，因為成本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比如市場競爭程度、電網企業的利潤水準、資源的利用效率等等。在我國，不僅有“電廠抄表工年薪10萬元”的新聞報道，也有電監會披露過的“中國發電資源浪費現象嚴重，火力發電用煤比發達國家高，耗水率比國際先進水準高40%，主要電力企業的勞動生産率不到世界先進水準的1/3”，根據不合理的發電成本制定的電價，顯然本身就不合理。

　　現在，深圳提交的下調居民用電價格的改革方案已經被否，這釋放了明顯的信號，我們能夠期待的，一是我們的收入水準能夠真正儘快漲起來，二是讓不合理的發電成本儘快降下去。只有這樣，我們才不會擔心電價漲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