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新常態下，如何正確理解發展與改革的關係，當前我國發展又面臨哪些機遇與挑戰？《經濟日報》記者就此專訪了國務院研究室黨組成員楊書兵。楊書兵認為，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是解決中國一切問題的“金鑰匙”。

　　對發展的重要性不能模糊和懈怠

　　記者：中國的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我們應如何客觀看待我國當前所處的發展階段？

　　楊書兵：中國經濟總量已位居世界第二，國際地位顯著提升，人民生活大幅改善，我們用幾十年的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歷程，無疑是值得驕傲和自豪的。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雖然經過多年的快速發展，我國已成為經濟大國，但還遠不是經濟強國，還沒有從根本上擺脫落後狀態。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讓13億多人都過上富裕美好的生活，還任重道遠，仍需牢牢抓住發展這個第一要務。

　　目前，我國社會生産力總體水準不高，城鄉區域發展很不平衡，貧困和低收入人口大量存在。解決這些問題，歸根結底要靠發展。然而，這些年來伴隨著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巨大變化，許多人包括一些黨員幹部，對發展的重視程度有所降低，有些人甚至開始沾沾自喜，也不再能“聚精會神”和“一心一意”。這是非常錯誤的。

　　從國內看，我國經濟正處在“三期疊加”的特殊時期，還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情況下，如果在發展上出了問題，不僅影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如期實現，還會波及經濟穩定和社會安定。從國際看，我國正處在將強未強的特殊時期，極易成為一些國家的嫉妒對象和遏制目標。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不發展不行，發展慢了也不行。總之，在一個較長時期內，做好經濟建設和發展工作仍將是我國的中心任務和頭等大事。對此，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有模糊認識，更不能有絲毫懈怠。

　　“成長中的煩惱”怎麼破？惟有改革

　　記者：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新常態。新常態下，我國發展面臨哪些新的機遇？

　　楊書兵：所謂“新常態”，簡單地説就是“速度下來、品質上去”，即經濟增長由高速變為中高速，發展方式從粗放增長向集約增長轉變。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就是要讓中國經濟在中高速增長中邁向中高端水準，最終實現量與質的完美結合。新形勢下，我們必須看到，中國經濟發展仍然處在重要戰略機遇期，面臨著一系列有利因素和重大優勢，長期發展的基本面沒有改變，而且一旦實現轉型升級，必會走上新的輝煌。

　　一是中國經濟需求潛力巨大。從某種意義上説，一個成熟發達的社會猶如一個成年人，再長個子是很困難的。我國的情況卻大為不同，不僅國大人多，而且區域和城鄉發展差別巨大，廣袤的中西部和農村地區仍亟待發展，需求增長潛力巨大，再有二三十年也難言飽和。單從這點看，如果説一些中小經濟體實現高速或中高速增長的時限是二三十年，那麼我國很可能有四五十年之多。

　　二是中國經濟供給潛力巨大。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和高速發展，我國不僅具備了強大的供給能力，而且還具有巨大的供給增長潛力。首先，中國人勤奮能幹、吃苦耐勞，而且我國勞動者的整體素質已大為提高，造就了一大批會經營、有技藝的企業管理者和生産者，科技人員數量在世界名列前茅。其次，我國已經形成了雄厚的物質技術基礎，建立了完備的、較為先進的産業體系和科研體系，一大批有實力的企業開始走向世界。第三，我國雄厚的資金實力，是未來發展的重要基礎。第四，我國已積累了豐富的宏觀調控和管理經驗，我們還擁有既能高效應對各種風險，又可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

　　三是中國的改革紅利巨大。30多年的實踐表明，通過改革開放把受不合理體制束縛的社會生産力釋放出來，是推動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最重要力量。過去的發展靠改革，今後的發展仍然要靠改革。比如，與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相比，我們現在可謂要人有人、要錢有錢、要物有物，卻深深陷入“錢學森之問”的困惑之中。何以解憂，惟有改革！再如，現在我國總體上資金充裕，外匯內資都不缺。然而，“貸款難、貸款貴”卻一直嚴重困擾著實體經濟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何以解憂，惟有改革！

　　應當看到，我國經濟發展雖然有憂有喜，但問題是前進中的問題，煩惱是成長中的煩惱，且優勢遠遠大於劣勢，機遇遠遠大於挑戰。猶如瘋長時期的青春少年，中國這個經濟體的高度遠遠沒有觸頂，仍處在長身體的大發育時期。只要我們趨利避害，應對得當，扭住發展不放鬆，完全可以在提質增效升級基礎上再較快發展二三十年。

　　處理好穩增長與調結構的關係

　　記者：發展問題涉及經濟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您認為，處理好發展的有關問題，應該從何處著手？

　　楊書兵：的確，做好發展工作可謂千頭萬緒，比如，僅從需要處理的關係看，就有經濟與社會、速度與轉型、眼前與長遠、治標與治本、國內與國際等。要實現多快好省的發展，處理好穩增長與調結構的關係，是當前最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

　　穩增長和調結構都是發展，都很重要，實際上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只不過前者著眼速度、後者著眼效益，前者重視當前，後者重視長遠，一個強調快發展，一個強調發展好。二者是對立統一關係，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比如，穩增長既可以為調結構創造有利條件，也可以減輕調結構的倒逼壓力，前者是推力，後者變成阻力。調結構也如此，既能促進增長，特別是長期增長，也有影響當前增長的不利一面。總的説，從長期看，二者一致性較大；從短期看，二者矛盾性更強。

　　目前，無論是經濟理論界，還是黨政部門內部，在看待穩增長與調結構的輕重緩急上，確實存在不小爭議。之所以有分歧，主要是在看問題的角度和解決問題的方法上各有不同。這猶如診病治病，有的人喜歡手術療法，先治病，後調理，大治大調；有的人喜歡中藥治療，調中治，治中調，寓治于調。而爭議存在的客觀基礎則是，在我國現有調控資源和發展條件下，無論是穩增長，還是調結構，都仍有一定的伸縮餘地，從而給了我們較大的選擇空間。比如，倘若仍看輕調結構的意義或能繼續容忍環境污染等問題，我們再爭取實現幾年的高速增長也非不能；反之，倘若只要不出現大的失業和風險問題，就全力以赴調結構，將經濟增速再壓低一些也非不可。爭論並非壞事，客觀上也確實存在著對錯優劣之分。但就錯綜複雜的經濟社會問題而言，嘴仗永無勝方，反而會影響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因此，大家的認識必須儘快統一到中央的精神上來，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共同做好經濟社會發展工作。

　　處理穩增長與調結構的關係，關鍵在於確定好速度指標，難度在於保持二者平衡，必須先定死一端，再統籌全盤。今年國內生産總值增長的預期目標為7%左右。據有關分析預測，今年我們面臨的經濟形勢錯綜複雜，比去年還要嚴峻。必須採取更加積極有效的財政政策和鬆緊適度的貨幣政策，全面加快推進改革開放，努力打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和增加公共産品、公共服務“雙引擎”，確保實現預期增長目標。同時，以此為前提，加大結構調整力度，既壓又促，尤其要積極推動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産業發展，加快培育新的增長點和增長極，爭取實現穩增長與調結構的平衡推進。需要特別指出，在當前出口和消費難以迅速改觀的情況下，加大投資力度是應對經濟下行壓力的最有效方法，必須將其關鍵作用發揮到位。只要方向對頭，以擴大的政府投資帶動巨量的社會投資，既推動經濟增長，也促進結構改善，一舉兩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