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照西方現代民族國家的模式，中國是社會而非國家的看法，在討論西風東漸之前的傳統中國狀態時自然有其價值。但自清末起，中國民族主義思潮日益興起，也不斷推動著朝向民族國家的轉型。對此，日本軍人們的態度是蔑視和漠視。五四之後，中國民族主義浪潮進入新的高漲階段，與日本在華利益發生愈發嚴重的直接衝突，駐華日軍也變成一個對中國的“反日”浪潮最為敏感的群體。他們很容易看到無數足以證明中國羸弱但反日的細節，卻從不看到這些細節是日本對華暴力對抗政策的結果而非原因，也從不看到中國在變動背後蘊藏的民族主義運動的巨大能量。此二因素交織，令他們的反應迅速滑向非理性泥沼。

　　1935年5月，日本駐華公使館武官在給參謀本部的電文中稱，中國致力於改善中日關係的努力“僅僅是為了回避內外形勢特別是日本的壓迫，而毫未反省其昔日反噬日本之非”，並得出“沒有任何材料可以證明其改變了政策”的結論。此前的年初，蔣介石以徐道鄰的名義發表《敵乎？友乎？》一文，已經全面闡述了國民政府希望緩和雙邊關係，但不能無原則退讓的對日政策。而駐華日本軍人的看法，從中國存在“反日”政策的前提，到其“日漸增長”的結論，完全沒有準確度。同年9月，華北駐屯軍司令多田駿發表《日本對華之基礎觀念》，稱國民政府“仍不停止暗地裏的反日工作”，甚至妄言蔣介石會與蘇聯“結合”，“妨害帝國政策”。《讀賣新聞》在2006年出版的《檢證戰爭責任》一書中，專門提到了這些駐華日軍的“支那通”們，直指他們既是侵略中國的“尖兵”，也是將日本導向戰爭之路的重要禍首。

　　針對這種對華偏激論斷導致的政策失誤，日本某些外交界人士在戰後亦追悔不已。代表日本簽訂降書的前外相重光葵歷任駐上海總領事、駐華公使和駐汪偽政權大使，在華外交經歷相當完整。他在戰後寫就的回憶錄《昭和之動亂》中指出，日本對華政策的最大錯誤，就是未能洞察到中國在一戰後民族主義的覺醒，以及國際形勢的變化，因此始終不曾改正短視操作與暴力脅迫的手法，最終鑄成大錯。另一位曾任外務省東亞局長的外交官石射豬太郎主管過對華外交，他在戰後寫有《外交官的一生》一書，亦認為日本之所以發動侵華戰爭，是出自對中國彼時國內情勢的錯誤判斷，漠視中國的民族自覺、國力增長和國民政府的對日政策內涵。綜合他們的觀點，一言以蔽之：日本未能理解中國的“變”。

　　作為與之交鋒的對手，李宗仁在回憶錄中有專門章節論述日本侵華戰爭的戰略失敗。他指出，日本之所以擴大戰端，企圖征服中國，乃是由於錯覺。這錯覺既包括對中國貧弱的小覷印象，也包括對滿、蒙異族成功入主並統治中國的“經驗”熟知，卻全不顧及中國的情形已經發生了本質性變化，固有陳見並不適用。李宗仁所説日本軍方以逐次增兵的“兵家大忌”方式投入中國戰場，最後泥足深陷，就是在錯覺之下的拙劣招數。

　　（本文摘自《斂與狂——日本人看不見的日本》，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