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自2013年9月掛牌後，在我國率先實施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成為當下深化改革的“熱詞”，引起各方高度關注和積極肯定。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實行統一的市場準入制度，在制定負面清單基礎上，各類市場主體依法平等進入清單之外領域。探索對外商投資實行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上海自貿區承載著國家改革先行先試的先鋒任務，新政策彰顯了深化改革依法治國的決心和力度。同時也深刻影響和決定新型政商關係的格局和發展。

　　所謂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是一種國際通行的外商投資管理方法，是指一個國家在引進外資的進程中，對某些與國民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以清單形式公開列明。即政府只規定法律法規禁止的事項，對於清單之外的事項，市場主體有行為自由，政府不會干預。

　　負面清單是一種政府的“權力清單”，通過法規限定和規範公權力，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以期實現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的本質要求。負面清單管理的意義不僅是投資管理領域的一種新式管理方式，更是行政管理和社會管理體制制度的重大改革創新，體現的是一種“法有要求必須為”、“法無禁止可自由”的法制理念和社會管理機制。其要旨對我們認識和把握依法治國條件下新型政商關係同樣提供了辨析的指南和前行的路標。

　　市場準入是市場管理的基本環節，但在市場準入的決定機制上，不同的管理方式可以有不同的機制。通常採用兩種基本的機制。一種是以法律機制決定市場準入，一種是以行政機制決定市場準入。法律治理是以法律為特徵和規範的治理，其與行政主治為特徵管理方式的根本區別在於：法律法規沒有被明確禁止的，市場主體就可以實施一定的行為。而在行政管制的體制下，相關市場主體行為通常需要行政許可。

　　行政審批作為政府的一項職能，本意是保障各類市場主體平等入市公平競爭，實施宏觀調控和維護正常經濟秩序，有其積極意義和作用，行政審批的程度往往與市場化的程度相關聯。但以行政審批為主的“正面清單”管理模式具有比較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其基本理念仍然是由政府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很大程度的管理。在此模式下，政府享有極大的裁量權力。在內生的膨脹力驅動下，市場準入往往被某些部門異化為“蓋章權”。現實生活中，企業最關注最糾結的往往就是令人仰息的形形色色的“審批門”。有人統計，一個房地産項目從立項到完成需要獲得涉及數十個相關部門的審批公章達116枚，佔全産業鏈95%的環節。面對層層設卡，手續繁複的審批，眾多企業往往陷入説不清、繞不開、跑不停的苦惱，甚至出現“孩子快出生了，準生證還沒辦完”的窘境。在這樣的框架內，常見的政商關係被審批關係所左右，一旦失控失范，容易變味為交易關係、交換關係，出現非理性的依附性、投機性、腐蝕性等不良弊症。

　　以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為標誌的新政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依法治國新時期的一個突出“亮點”，抓住了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這個牛鼻子突破政府自身改革的重點，以切實轉變職能，努力建設法治政府、責任政府、服務政府。負面清單管理的基本理念與傳統的管理方式産生了顯著轉變，是一種法治思維和法治化方式的管理新政。按照“法無禁止即可為”的原則，審批部門的權力僅限于被列入清單的範圍內，行政的自由裁量權受到較大的限制。尤其是按照此模式，將“法律沉默的空間”視為市場主體的自有空間，在清單之外政府無權設置障礙。這將為市場主體的行為自由和釋放活力提供制度保障和法治機制。

　　與“負面清單”共生的是“權力清單”、“責任清單”，是政務公開的剛性要求和內在機理。政府法定行為必須做到公開、透明、可監督、可追責。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推行地方各級政府及其工作部門權力清單制度，依法公開權力運作流程。”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在作出加快建設法治政府，深入推進依法行政的部署中又專門強調“推行政府權力清單制度，堅決清除權力設租、尋租空間”。所謂“清單”，貴在一個“清”，其立法行規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就在於促進和保障政務公開清楚，政風透明清白，政事公正清爽。

　　（作者繫上海民營經濟研究會會長、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