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舉行的2015年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國家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再次成為輿論的焦點。在主題為“經濟學家談經濟：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的分論壇上，樊綱表示：“世界上7%的增長仍然是高增長，過去10%的增長不是老常態，那是變態，回到7%－8%才是回到常態。”

　　永遠衣裝得體、給人印象總是精明幹練的樊綱，被認為是現代經濟學在中國出色的理論闡釋者，也是西方學者眼裏非常優秀的中國經濟學家。

　　經濟學基本概念是幸福和痛苦

　　在樊綱看來，西方經濟學的先進首先在於其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體現為一整套經濟學語言。

　　20世紀80年代，樊綱學術研究是從比較經濟學三大體系開始的。通過對三种經濟學語言系統的比較和綜合，尋找走出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學體系的道路。當他進行這項工作時，實際上就為中國引入了一套新的經濟學語言，這是一場經濟學的語言、思維方法和分析方法的革命。

　　樊綱在很多場合都講到他在哈佛的開悟。他在哈佛的時間並不長，只有兩年，但是，這兩年是一個高強度、高濃縮的學習過程。雖然學習的理論是西方的，但是，縈繞于他心中的問題卻主要是中國的。

　　在一般人看來，經濟學是一門嚴肅到略帶枯燥的學科，樊綱卻將經濟學看成是一門關於選擇的科學：“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就是幸福和痛苦，不是金錢和成本、收益、利潤，而是幸福和成本。”這種思想在他的《經濟人生》一書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樊綱從經濟學的角度，論述關於個人與社會的幸福問題。他表示，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效用函數”，這種個體差異導致了每個人的幸福都無法由他人來評判。既然幸福的體驗是個人的，那麼對於社會整體而言，就不存在一個社會的幸福函數(社會福利函數)。

　　“我説經濟學就是選擇的科學，就是在各種成本和收益之間，在幸福和痛苦之間，在各種可能性、各種風險之間做出選擇的科學。而隨著社會的發展，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是現在選擇越來越多。”樊綱説。

　　樊綱指出，社會中存在著各種利益衝突，像“帕累托改進”這樣，只有人受益，沒有人受損的情況，是極為少見的。如同中國改革所面臨的困境，就是每個需要改革的部門都會被自身的利益所牽絆，而可以起到平衡利益衝突作用的，就是社會中最重要的公共用品——制度。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

　　2006年8月11日，樊綱被任命為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

　　樊綱的這一任職，不僅在國內經濟學界引起反響，被譽為“沉浸書齋十年的厚積薄發”，更在國際社會引起關注，外媒報道：“這顯示了中國政府意識到貨幣政策委員會在與全球市場溝通政策方面越來越重要，同時認識到，聽到獨立聲音的重要性。”

　　當時，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基金會的一位人士評價説，有著哈佛教育背景的樊綱，對中國宏觀經濟有比較系統的研究，目前中國經濟運作遇到的挑戰日益加劇，決策層需要樊綱這樣的學者能給出獨立、有見解的建議。

　　這一任命也使得人們重新關注他的一些觀點。

　　實際上，早在1989年，他的博士畢業論文《現代三大經濟理論體系的比較與綜合》就一舉成名，現已作為中國第一部對各种經濟理論進行比較研究的專著。

　　在主流經濟學家中，樊綱不是“經濟過冷”就是“經濟過熱”的聲音難免有些刺耳，但他提的政策建議往往具有很強的前瞻性和預見性。

　　2003年，樊綱是最早對中國經濟過熱發出預警的經濟學家之一。7月，他發出“當前特別應該重視的宏觀經濟政策問題，是如何防止投資過熱”的呼籲。2004年春節剛過，國務院便開始要求嚴格控制部分行業過度投資。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這是樊綱常説的一句話。“努力把事情做好，但不一定追求它有多麼輝煌的成果，多麼大的利益，用比較平和的心態，用比較超脫的心態，認認真真地專業地做好自己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埋首理論的“書生”

　　追求經濟學的獨立“人格”，是樊綱經濟學建構的最大特色之一。他給自己確定的“身份”和位置首先是理論經濟學家。而所謂的理論經濟學，在他看來，就是超越國別、民族、利益集團，超越階級性而普遍適用的基礎性學科，實際上也就是指在工業革命以來主要由西方人發展起來的一套理論體系，即西方現代經濟學。

　　當更多的經濟學者熱衷於“上摺子”“當智囊”的時候，樊綱則強調基礎理論的重要性，認為只有基礎理論才賦予經濟學以獨立的品格。

　　理論家的優勢在於，理論給他提供了一個系統掌握現實的方法，理論家的分析會比別人更加深入、更加透徹。但是，任何一個理論學科只是分析了問題的一個方面，許多問題其實是非常綜合的，牽扯到政治、外交、文化、經濟等各個方面。“許多人認為理論家最大的問題是對現實的細節不太了解，我覺得這個問題其實並不重要，因為理論家會適當把握現實的基本問題。”樊綱説。

　　雖然身兼數職，樊綱依然要求自己更多地專注于理論經濟學的研究，而不像有些經濟學家那樣，過多地捲入到企業活動中。調研、報告、講課、著述，仍是他生活的主調。

　　在這個問題上，樊綱顯示出十分堅韌的理想主義，也可以説是“書生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