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在不同圈子的朋友聚會上，只要提起星座，就欲罷不能。為什麼人們熱衷於此？為什麼談論星座會讓彼此認同，感到滿足？批評者對迷戀星座者的質疑，集中在“星座論”無視世界的複雜性和偶然性，把人的性格和命運標簽化。實際上，這是娛樂化的淺薄星座論太過盛行的結果，嚴肅的現代占星學與之相去甚遠。

　　娛樂化的星座論和嚴肅的占星學

　　對迷戀星座者的一個批評之聲，即是星座把人分成12種，而且這12種人還是按時序月份排列的，多麼愚蠢的想法。實際上，這是由於娛樂化的淺薄星座論太過盛行的結果，占星學從來沒有把人僅僅分成12種。

　　現代心理學各派的基本認識幾乎都是一概而論的，或者認為人都有病，或者認為人都是環境所造就的。現代心理學不能回答這樣一個問題：你作為獨一無二的個體是什麼樣的？你跟別人有什麼不同？而現代占星學正是回答這一問題的。

　　我們通常所説的12星座，指的是占星學上的12太陽星座，也就是在我們出生時，太陽在星盤上的位置。每個人還有月亮星座等，行星之間有角度的關係，所有行星會在這個地球自轉的時刻，投射到地球剖面上，從而有了12個宮位。所有這些的集合，就是每個人出生時的星盤。同日不同年出生的人星盤是不同的，同一天不同時刻出生的人星盤也有很大差別。即便是雙胞胎，星盤上的差異也足以體現他們個體的差異。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不同於別人的星盤。

　　一些寬容的科學主義者，會接受占星是概率問題。實際上這是一種錯判。這種認識，大抵都出於對星座的了解僅限12太陽星座，而並不了解星盤的概念。但是，占星學不是概率問題，占星學追求的是針對個體的具體與精確。

　　不同文化之下的同一個規律

　　截至目前，科學還沒有介入占星的領域。但不能認為，一種認識不是科學所得出的，就是迷信，就否認它在一定程度上正向著客觀規律靠近。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明，都産生了各自的占星學。埃及占星、巴比倫占星、印度占星和歐洲中世紀的占星，它們之間都有過相互的溝通和借鑒，而中國元明時期也受西方影響，出現了類似星盤的占星體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類，在未有彼此溝通的情況下，發現了同一個規律。那麼，對這個規律的描述僅是一種文化現象，還是一種客觀的存在呢？

　　占星所研究的性格、命運一類問題，概括來看，就是人與時間的關係。對於時間，通常認為它承載著我們，人在時間的河上流動。占星擷取時間的刻度，研究時間對我們有何種意義，如何沖洗並塑造了我們。由此可以理解，為什麼以出生時刻作為研究我們性格乃至生命過程的依據。

　　但仍然有一些疑問：難道我們的性格、我們的生命境遇，真的受到那些遙遠星體的影響？太陽帶給我們光和熱，月亮帶來潮汐，這些影響顯而易見，但十分遙遠的天王星、海王星，我們真的能感受到它們的力量？古代有一種思想，認為大尺度下的事物與小尺度下的事物，在結構上有某種對應。照此看來，占星所依據的是太陽系結構，與我們生命結構的對應。我們想了解自己、看到自己與時間的關係，但我們自身太微觀了，而我們出生的那個時刻又已經逝去。因而，我們仰觀天象，研究太陽系星體之間的關係，是為了重構那個已經逝去的出生的時間點；研究那個時刻星體的關係，就是研究那個刻度的時間和在那時誕生的我們自己。

　　占星學與遺傳學的矛盾

　　另一個讓占星學難以被接受的問題，在於其與遺傳學的矛盾。占星學表面上和遺傳學毫不相干，相信遺傳就不能相信星盤。

　　但是，對於這個矛盾，我做了一些初步調查。我所得出的假設是，星盤中包含遺傳的內容，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説，星座是遺傳的。在父母是同一太陽星座的案例中，我發現有相當大比例的孩子仍然是這一星座；在不同太陽星座的父母所生子女中，其星盤仍然與父母的星座有某種內在的聯繫。由此可見，星盤的理論與遺傳學是不矛盾的。

　　我們的生命到底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當科學證實，每個人的出生不過是無數精子與卵子在極其偶然中的結合，我們被迫承認了自己的偶然與渺小，又多麼心有不甘。為什麼我們是偶然的，卻又感覺到自己那樣重要？難道我們真的只是偶然的産物嗎？占星學再次讓我們心中的古老觀念呼之欲出：每一個生命的存在包含著必然性的莊嚴。

　　學習占星是需要天賦的

　　當代的占星學是否需要科學介入？我認為科學介入占星是值得期待的，但同時，科學必須對自身做些改變才可能進入這一領域。為什麼這樣説？這涉及到科學和占星在世界觀與方法論上的本質區別。

　　它們最本質的區別在於：科學是排除主觀性的，而占星學是以主觀為中心的。占星要體察自己，自我的經驗構成了占星專業經驗的重要部分。譬如在天文學上，我們知道太陽和月亮是極其不同的，它們的性質、構成完全不同，體積和品質相差甚遠，但在占星學上，太陽星座和月亮星座是同等重要的，其理由是：在我們肉眼看起來，太陽和月亮的大小相近。這個聽起來幼稚的理由，包含著一個樸素的道理，即儘管太陽和月亮實際大小相差甚遠，距離也相差甚遠，但以主觀為中心的觀察結論，融合了它們的實際大小與距離的關係。

　　同樣地，科學與占星的學習方式是不同的。科學的客觀性帶來了一種可複製的、標準化的、大眾的學習，每個人都可以學習並獲得科學的知識和研究方法；而占星與中醫或文學相似，它的主觀性基礎無法實現一種大眾的學習，學習占星是需要天賦的。

　　預測是否可能

　　預測是否可能，這是占星繞不開的問題。我們大都接受了理性的勵志看法，即人的未來是靠自己的思想和行動創造的。在生活中，如果檢視我們做事的成與敗、得與失，往往一半對一半，但人們依舊期待增強理性的能力。實際上，這只是我們時代的看法。中國古人向來重視時機的概念，所謂天時地利、相時而動。

　　占星學認為，預測是可能的。對於人的能動性，古典占星和現代占星的看法不同。古典占星學基於宿命論，認為人的命運是註定的。現代占星則認為人的經驗、覺知可以促成某種轉化。但這個能動性和轉化，是在一定範圍裏的。《當代占星研究》的作者湯普金斯女士曾經談到，星盤裏構成一個人命運的社會性因素是可以預測的，越是個人的部分越不必預測。

　　然而，當我們認為可以改變自己，我們是否真的能擺脫那些讓我們一次次置身其中的熟悉境遇？當我們一次次告訴自己要吸取教訓，我們是否真的能克服天性，不去重復那些犯過的錯誤？人的能動性到底能發揮到多大程度？我以為唯一可以確定的改變是人對自身認知能力的增強，而非事實上已發生的那些事情。

　　很多人關心，預測是否可以規避未來的災禍？這個猜想陷入一種悖論：假使因為預測導致避免了什麼，又怎能驗證這一預測，預測之事沒有發生，即等於對預測的否定。假使你尋求預測，並做了什麼以求改變，這一切難道不是命運的一部分嗎？難道我們想什麼、説什麼，就真的僅僅是自己要這樣想的，而不是被我們身處的環境和時間累積所促動的嗎？由此，預測的意義又僅限于認知。因而真正懂得占星的人是不去預測生活的。古人言，盡人事，知天命。我理解為，只有盡人事，才可能知天命。 （張杭，詩人、劇評人，現供職于中國文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