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山無言，雲霧升騰。貴州省正安縣桴焉鄉坪生村村民駱宇科住在大山裏，從小到大，重復著祖輩的人生軌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自然條件艱苦，只能勉強溫飽，年過而立仍討不到老婆。幸運的是，31歲時，駱宇科娶上了媳婦，還蓋了一座100多平方米的樓房，甩掉了貧困帽。

　　像駱宇科這樣脫貧的，全國還有許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顯示，2014年我國有1232萬農村貧困人口成功脫貧。

　　追加資金增後勁

　　從全國來講，貴州省貧困縣最多，全省88個縣市區，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就佔了50個。2014年，貴州省成功減貧150萬人，佔全國減貧人口總量的12.18%。

　　2014年減貧成果為何如此豐碩？“國家扶貧力度加大、程式更規範、監管更嚴格，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正安縣副縣長何祖華介紹説，僅正安縣的扶貧資金，2014年省裏就額外撥了500萬元，市裏又追加1000萬元。

　　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中央財政安排專項扶貧資金達433億元，比上年增長10%。“各級財政紛紛加大扶貧投入力度，28個省份省級財政預算安排扶貧資金265億元，比上年增長27.3%。僅省級財政投入總量10億元以上、增幅超過30%的，就有貴州、內蒙古、江蘇、四川、陜西、新疆、甘肅。”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説。

　　2014年全國扶貧力度也進一步加大。劉永富説，國務院把減貧千萬人作為2014年“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的重要內容進行專項督查。國務院扶貧辦會同有關部門，要求各地按全年減少貧困人口15%的目標來制訂計劃。各省份列出方案，全國數據匯總後，為1487萬人，計劃減貧比例達18%，然後逐級分解，層層落實。

　　在正安縣扶貧辦檔案室，有數十本材料，厚厚地摞了一人多高，匯總了各鄉、村全部扶貧項目，從可行性報告、立項過程，到資金使用情況、項目進度，條分縷析，一目了然。“貴州每個貧困縣都編制了扶貧項目庫，並在網際網路上向社會公開。每筆錢花在哪，都一清二楚。”何祖華説。

　　“2014年減貧成效卓著，監管環節功不可沒。”劉永富介紹説，為加強日常督查工作，國務院扶貧辦先後組織了3次調研、督查。去年10月，國務院扶貧領導小組印發了《關於改革財政專項扶貧資金管理機制的意見》，將項目審批權下放到縣，強化省市兩級政府的監管責任，簡化資金撥付流程，建立資訊披露和公告公示制度，推進第三方監督、扶貧對象參與管理，嚴格查處違法違規問題。這標誌著，以結果為導向的資金分配機制得以確立。

　　“審計署2013年發現的2.34億元違規資金，2014年已全部整改到位，追回了貪污、浪費的資金，處理了相關責任人143人。”國務院扶貧辦副主任洪天雲説。

　　扶貧力度加大，任務層層分解，監管嚴格規範，確保了2014年減貧1000萬人任務的超額完成。

　　駐村幫扶接地氣

　　“多虧了駐村工作隊，我才摘了貧困帽！”駱宇科在接受《經濟日報》記者採訪時感激地説。

　　坪生村山高溫低，種糧長不好，出門行路難，村民世代受窮。以前，村裏不少男人娶不上媳婦。2014年，按“一村一同步小康工作隊，一戶一脫貧致富責任人”的思路，貴州省從省、市、縣、鄉4級政府部門，選派駐村隊員55864人，給全省9000個貧困村，全部派駐了同步小康工作小組。

　　據劉永富介紹，2014年全國共識別貧困村12.8萬個，在此基礎上，有針對性地派出了12.5萬個工作隊，共派駐幹部43萬人，基本實現了對貧困村的全覆蓋。

　　駐村幫扶並非走過場。以貴州為例，要求“一人駐村，單位全員幫扶”。貴州省扶貧開發辦公室主任葉韜説，為充分發揮駐村幹部在精準扶貧中的“管道”作用，貴州省明確了駐村工作隊工作職責，建立健全了駐村幹部的培訓、激勵、考核、保障等機制。駐村幫扶工作做到了真選實派、真蹲實駐、真幫實幹、真脫實富。

　　就拿坪生村來説，幾名駐村幹部中，張順來自縣扶貧辦，余芳來自鄉黨政辦，鄭周良來自鄉經濟作物開發辦公室。他們既熟悉政策導向，又了解市場需求，結合村情提出的建議，都很有價值。比如，駐村幹部建議發展冷涼蔬菜和生態農業，就收到了成效。2014年駱宇科僅靠養土雞、種生態辣椒，就掙了七八萬元。

　　全民參與攻難關

　　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貴州省丹寨縣2014年攤上一件喜事：萬達集團找到府來，與其簽訂扶貧協議，承諾投入10億元，確保丹寨每人平均收入5年翻番。

　　萬達集團將在丹寨建設規模土豬養殖場、硒鋅茶葉加工廠，全縣所有貧困人口無償入股養殖場分紅，對全縣農戶種植的硒鋅茶葉實行訂單收購。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表示，之所以重點扶持當地多數農民從事的土豬養殖、硒鋅茶葉種植，是要創新一種可複製、可推廣的企業扶貧新模式。

　　盤點2014年我國減貧工作，創新社會扶貧參與機制是重要舉措，為社會各方面力量參與扶貧開發，搭建了新的制度平臺。萬達集團採取“企業包縣、整體脫貧”的扶貧新嘗試，正是“人人皆願為、人人皆可為、人人皆能為”的社會扶貧參與方式。

　　2014年，各地積極探索民營企業、社會組織和公民個人參與扶貧的有效方式。山西省不斷深入開展百企千村産業扶貧開發工程；廣西開展了千家民營企業扶助千個貧困村活動；安徽、河南等省搭建社會扶貧資訊服務平臺，將貧困村貧困戶需要幫扶的項目上網公開，讓社會各界參與進來。“去年首個扶貧日活動期間，全國參與各類公募活動人數達上千萬。”劉永富説。

　　“我國還未脫貧地區主要分佈在自然條件惡劣、偏僻、交通不便的地區，屬扶貧開發的‘硬骨頭’。單靠政府幫扶還遠遠不夠。”劉永富表示，動員社會各界參與扶貧，並不意味著定點扶貧、東西部扶貧協作力度會減弱。2014年，參與定點扶貧的310個單位，直接投入重點縣的幫扶資金達28.8億元，較上年增長38%。東西部扶貧協作繼續走向縱深，閩寧協作、兩廣合作、滬滇合作機制運轉良好，北京、天津、上海、遼寧、山東等5省市均建立了援助資金年度增長10%左右的機制。

　　短短一年間，我國減貧上千萬人，這個成績著實來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