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民（1884－1955年），原名維新，江蘇淮安人。早年留學日本。1935年任金城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抗日戰爭時期在上海指揮金城銀行各地分行業務。1948年因不堪國民黨政府的勒索而出走香港，1951年回到北京並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1952年任公私合營銀行聯合董事會副董事長。

　　1884年2月，周作民生於江蘇淮安，其父周佩香是清末舉人，因對政府失望，無心仕途，以開館授徒為生，家境清貧。周作民原名周維新，後因戊戌變法失敗，其父擔心觸犯時忌，為其改名周作民。從這個換湯不換藥的文字遊戲中，可以看出周父對時局的看法和對兒子的期許。

　　周作民自幼隨父讀書，15歲時轉入東文學堂讀書，師從著名學者羅振玉。1902年前往廣東，進入廣東公學，學費由該校教師羅振玉傾力相助。1906年周作民以優異成績考取廣東官費赴日本留學，因周作民本籍江蘇對廣東來説便是外省人曾被取消赴日資格，經羅振玉找到當時廣東桌臺兼留日主考官，以人格擔保周作民定能學成歸國，為民族振興效力。羅先生竭盡全力地教導栽培資助扶持周作民長達8年之久，恩重如山。

　　周作民入京都第三高等學校兩年半後，廣東官費因故停發，他只得輟學回國。

　　1908年秋，周作民在南京法政學堂任翻譯，並在業餘時間自學財經。辛亥革命後，周作民擔任南京臨時政府財政部庫藏司科長，走上仕途。1912年隨臨時政府北遷，在財政部繼續供職。1913年任庫藏司司長。1915年周作民離開財政部，任交通銀行總行稽核科科長，後又兼任國庫課主任，從此開始了他的銀行生涯。

　　1917年5月周作民創辦金城銀行，任總經理。金城銀行成立後，周作民充分利用政治勢力，左右逢源，業務得到迅猛發展。僅僅經過3年時間，在華北就獲得了與中國、交通、鹽業3家銀行並列的地位，奠定了發展基礎。金城銀行通過大量購入北洋政府公債、國庫券和進行財政性投放等方式，既獲得了鉅額利潤，又為北洋政府渡過財政困難提供了支援。1921年，金城銀行與鹽業、中南等銀行組成聯營機構，後來大陸銀行也加入。至1927年金城銀行資本總額已經增至700萬元。

　　北洋政府倒臺後，周作民先後擔任國民黨政府財政委員會委員、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等職。在銀行業務上，他逐漸將重心南移，並在廣州、香港設立分支機構。1935年，金城銀行董事會決定由周作民擔任總董兼總經理，集大權于一身。1936年1月，金城銀行總行遷至上海。

　　1935年，在國民黨政府親日外交的推動下，周作民曾和吳鼎昌一起率領經濟考察團訪問日本。回國後，周作民擔任中日貿易協會副會長。抗戰爆發後，周作民被任命為農産調整委員會主任委員，但他很少過問。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他一直在成為孤島的上海租界裏指揮著淪陷區金城銀行各地分行的業務活動。太平洋戰爭爆發時周作民正在香港，日軍佔領香港後被拘捕。1942年3月，被日軍遣送回滬。日方想與他合作，但周作民除了擔任金城銀行和有關的投資銀行職務外，假托身體有病，未出任任何職務。

　　抗戰勝利後，特務對周作民進行恐嚇及敲詐，後經過張群、吳鼎昌等疏通，經蔣介石批准，知照有關軍、政、司法機關對他進行保護。1948年8月，國民黨政府進行幣制改革，發行“金圓券”，迫使各商業銀行出售黃金、外匯，向“中央銀行”繳存現金。金城銀行也被迫交出原來陸續積累的外匯。當時，蔣經國任上海區經濟管制督導員，對上海金融界頭面人物進行威脅，要周作民交出私人外匯，並規定非經他允許，周作民不準離開上海。但在美國人陳納德的庇護下，周作民還是安然離開上海前往香港。

　　1951年6月，周作民由香港回到北京，他是解放後私營金融業領軍人物中第一個回歸大陸的。周作民回歸後，受到黨和政府的重視和照顧，特邀他任全國政協委員。同年，周作民組織由金城、鹽業、中南、大陸及四行儲蓄會改組成立的聯合信託銀行實行五行聯營、聯管，並出任董事長。

　　1952年12月，60家合營銀行和私營銀行實行統一的公私合營時，他任聯合董事會副董事長。在私營金融業的企業改造中，帶動其他同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