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3月31日申請截止日期的臨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英文縮寫AIIB）成為某些國家正在考慮甚至是焦慮的問題。截至3月29日，包括英國、德國、法國、俄羅斯、南韓、東盟十國等在內的42個國家已經申請加入亞投行。而美國、日本等國也在評估加入亞投行的利弊得失，不排除在壓哨時刻加入的可能性。

　　■亞投行與其他多邊開發機構將會是何種關係，各大國針對是否加入亞投行進行了怎樣的政治與戰略考量，亞投行能幫助中國實現怎樣的戰略意圖，以及亞投行未來可能面臨哪些挑戰，這些既是亞投行籌建過程中廣為各方關注的焦點，也是本文嘗試理清的問題。

　　□郭可為

　　亞投行與世行、亞開行的關係

　　中國發起設立亞投行的初衷十分簡單，即從機制上為亞洲區域內的發展中國家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援，最終推動亞洲經濟的發展。儘管如此，外界仍不乏質疑之聲：對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融資的多邊開發機構已經有世界銀行（世行）和亞洲開發銀行（亞開行），亞投行是否有必要成立？

　　我們認為，亞投行是對世行、亞開行等國際開發機構的有效補充，而不是謀求替代。與現有的世界銀行、亞開行等機構側重於減少貧困不同，亞投行側重於基礎設施建設。

　　目前，亞洲國家普遍處於經濟飛速發展的階段，亞開行預測，2010-2020年亞洲大約每年需要8000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世行及亞開行根本無法滿足未來亞洲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需求。同時，作為亞開行最大股東的日本，由於經濟長期低迷，因此也無力向亞開行增資。

　　資金供給遠遠不足，而資金需求變得越來越強勁，因此亞投行的成立將有可能解決這一矛盾。亞投行專注于基礎設施投資，可以更直接地幫助亞洲國家改善基礎設施，彌補世行、亞開行等多邊金融機構的缺位。

　　此外，從歷史經驗看，亞洲開發銀行和歐洲復興開發銀行等區域性開發機構的建立，並未對世界銀行産生威脅，而是有力推動了所在區域的經濟開發。所以我們更有理由相信亞投行將對亞洲發展中經濟體的基礎設施建設起到推動和促進作用，而不是與世行和亞開行産生競爭，甚至摩擦。

　　亞投行背後的大國博弈

　　亞投行由中國政府發起籌建，中國無疑將在其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主導作用。根據21個首批意向創始成員國于2014年10月簽署的《籌建亞投行備忘錄》，亞投行將以國內生産總值（GDP）衡量的經濟權重作為各國股份分配的基礎。在美國及日本不加入的情況下，中國無疑將持有最多股份，因此中國可能對亞投行的經營管理擁有明顯的主導權。

　　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下，主導國際金融秩序的美國，現在把亞投行視為中國脫離現有體系另起爐灶的舉動，對此大為緊張，而日本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也對亞投行心有疑慮。出乎意料的，現在英國、德國、法國、義大利、南韓、澳大利亞等美國傳統盟友相繼表示要加入亞投行，這令美國和日本抵制亞投行的決心有所動搖。

　　從美國的角度看，亞投行代表了美國的權威受到了挑戰。在國際關係中有一個“修昔底德陷阱”假設，這是指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雙方的衝突不可避免。美國在二戰後，積極付諸行動防範任何可能挑戰其全球權威的大國崛起。冷戰期間，美國對前蘇聯採取遏制策略直至其1991年解體。20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日本企業在全球如日中天，美國感到自身地位受到威脅，因此強推“廣場協定”，迫使日元大幅度升值，此外還與日本多次發生貿易戰，使日本經濟經歷了“失去的二十年”。

　　現在，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和政治影響力的快速上升，美國的心態正在發生微妙變化。美國的一些分析人士認為，亞投行有可能成為中國改變國際金融秩序、挑戰美國金融霸權的突破口。美國在無法阻止成立亞投行的情形下，只能“勸説”其盟友不要加入，以此削弱亞投行的影響力。但隨著歐洲、亞洲、大洋洲的盟國相繼投奔亞投行，其“勸説”行動基本宣告失敗。

　　從日本的角度看，亦步亦趨跟隨美國的傳統束縛了日本積極跟進亞投行。作為一衣帶水的鄰國，中國的日益崛起，經濟政治外交影響力日益增大對日本造成的心理壓力十分明顯。而亞投行與日本人主導的亞開行功能有所重疊，讓日本在很多方面感到難以接受。此外，作為美國的盟友，配合美國排斥亞投行的也是其忠實的表現。

　　但在日本國內也不乏理性的聲音。對於中國發起籌建的亞投行，有日本學者認為這是必然趨勢。因為亞開行便是日本在經濟高速增長的20世紀60年代，為了謀求更大國際影響力的産物。因此，一些日本學者主張日本政府應正視現實，與其消極旁觀，不如積極介入。這樣的聲音在日本國內也不絕於耳。

　　而從歐洲的角度看，英、法、德、意等國的選擇是利益大於一切的思考結果。一是中國的和平崛起已勢不可擋，與崛起的中國發展更深入的雙邊關係符合本國未來的戰略利益。二是未來或有豐厚的經濟回報是主要驅動力。亞洲基建資金面臨龐大的缺口，意味著巨大的發展潛力和巨大的盈利空間。三是歐債危機以來，歐洲經濟形勢持續不振也要求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加入亞投行，既可發揮歐洲先進技術與經驗，同時也可以在“一帶一路”中尋求經濟發展的機會，給歐洲經濟復蘇注入強勁動力。

　　最後，從中國的角度看，中國發起設立亞投行絕不僅僅是為了一國獨大，而是希望有關國家能夠通過平等協商，共同推進亞洲基礎設施建設乃至經濟發展。亞投行是一個國際性的金融機構，必須兼顧各成員國的利益而不僅僅是中國的利益。中方多次強調，中國在亞投行並不刻意尋求“一國獨大”，股權不一定非要佔到50％。今後，隨著更多國家的參與，中國持有的股份會被稀釋。再從治理結構看，由於亞投行有理事會、董事會和管理層三層治理結構，中國也很難一家獨大。

　　獨樂，與人樂，孰樂？中國政府非常清楚意願是什麼？那就是實現和諧共贏，這是中國倡議設立亞投行的最大目標。

　　亞投行創立的戰略意義在哪

　　毋庸置疑，中國倡議設立亞投行是為了集中亞洲乃至全球的力量來滿足亞洲基礎設施建設的巨大資金需求，但創設亞投行也符合中國的自身利益，具有四大戰略意義。

　　第一，亞投行將為中國營造一個和諧穩定的外部環境。

　　亞洲國家受惠于亞投行提供的資金以及技術，將有助於鞏固中國在區域內的領導地位，從而減少與相關國家産生矛盾與爭議的可能性。此外，隨著全球大多數重要經濟體的加入，亞投行成為各成員國建立日益緊密聯繫的新渠道、新平臺，通過亞投行將有助於增進彼此了解，減少不必要的摩擦。

　　第二，亞投行將為“一帶一路”與人民幣國際化保駕護航。

　　一方面，“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需要依靠相關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完善，特別是歐亞大陸的互聯互通。而亞投行專門為亞洲發展中國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將有效推動互聯互通的實現與“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

　　另一方面，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也將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而加快步伐。特別是亞投行鼓勵使用人民幣的舉措將有助於擴大人民幣跨境結算和貨幣互換的規模，從而提高人民幣國際化程度。

　　第三，亞投行將有助於解決中國産能與外匯儲備兩大“過剩”問題。

　　當前中國經濟中存在外匯儲備過剩和生産能力過剩。2014年末中國的外匯儲備餘額已達3.84萬億美元，高居全球第一，是排名第二的日本的三倍多。而2014年我國工業企業産能利用率只有百分之七十多。

　　我國可以通過亞投行把一部分外匯儲備用於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既減少了對美國國債的依賴，又可以推動中國鋼鐵、水泥等過剩産能向正在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的國家輸出，取得一舉兩得的效果。

　　第四，亞投行將促進中國在國際經濟金融舞臺上獲得更大的話語權。

　　21世紀以來，IMF、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在新興經濟體的強烈呼籲下進行改革，但成效甚微。以2010年IMF改革為例，根據最終改革方案，中國的份額有望提高至6.39%，投票權也將升至6.07%，位列美國和日本之後。但由於美國國會至今依然拒絕批准這一提案，因為美國擁有一票否決權，因此此次IMF改革方案基本流産。

　　改革舊的體系困難重重，所以中國倡議設立亞投行得到了大量發展中國家的堅決支援。而亞投行區域內外的股權比例為3：1，也決定了美國等域外發達國家不可能擁有太多話語權和決策權，亞投行有望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表達觀點，維護自身利益的舞臺。

　　亞投行未來面臨一系列挑戰

　　首先，從金融業務角度看，定位於準商業性對亞投行的經營水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亞投行業務定位為準商業性，而非發展援助機構，這也意味著亞投行的經營目標應該是“保本微利”。而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特點是建設週期長、資金金額大、償還期長、盈利前景不確定性較大，這使亞投行必須擁有更紮實嚴謹的經營理念，以及更加嚴格規範的風險管控方式。

　　此外，亞投行尚未形成固定的融資模式。儘管同業拆解、公私合作模式等都有可能成為亞投行的融資模式，但由於缺少有力的信用評級和貸款擔保制度，未來的融資可能會遇到一定阻礙。

　　其次，從內部治理角度看，創始成員國的增多對亞投行內部治理機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美國已經多次公開對亞投行的標準規則提出質疑，要求亞投行提高標準，但是標準提高就意味著效率降低。如何兼顧公平和效率，需要中國更多的智慧。

　　必須引起注意的動向是，如果美國和日本願意成為亞投行創始成員國，那在亞投行中的作用和立場可能不會令人滿意。美日有可能會擠壓中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行動空間，掣肘制衡中國使用主導權，以及制定對他們有利的規則等。

　　第三，從文化融合角度看，亞洲各國國情的巨大差異對亞投行的“軟實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對亞投行而言，既需要一支高水準的專業人才隊伍，同時更應注重對亞洲各個地區的文化語言習俗、民族宗教傳統、政治法律制度、經濟金融政策的深入了解，做到知己知彼才能有效化解各種障礙與困難。

　　（作者單位：中國工商銀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本文係個人觀點，不代表所在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