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維

　　高齡農民工現象有著複雜的社會背景和制度原因，也許暫時難以從根源上化解，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可以毫無作為。第一代農民工是必然要回到農村養老的，必須要考慮到他們的歸屬問題，建立包括土地、社保在內的多重保障體系。

　　在農村地區，我們經常看到很多白髮蒼蒼的老人在地裏耕作，這反映出我國“老人農業”的現狀。其實現如今在城市裏，尤其是一些高強度的勞動場所，這樣的情況也愈漸凸顯。近日，媒體關於“高齡農民工”的報道引發社會關注，中國人最憂心的未富先老的挑戰已經先一步在農民工群體中顯現。

　　所謂高齡農民工，是指50歲以上的進城務工群體。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3年我國50歲以上農民工所佔比重為15.2%，數量超過4000萬人，其中更不乏60歲以上“超齡人口”。這些人大多是改革開放初期較早進城務工的第一代農民，沒有知識、沒有技能，只能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在城市裏，所有最臟最累的活，不僅城市人不會幹，年輕一代的農民工也不願意幹，基本上都是由老年農民工在承擔。他們所要面對的不僅是身體上的負荷、潛在的勞動風險，還有城市生活的排斥疏離、漂泊異鄉的清冷孤寂，他們的境遇實際上比那些農村裏的留守老人更為不堪。

　　或者有人可以對他們説：“錢是賺不完的，還是身體重要。”但若不是別無選擇，誰願意在六十多歲時還背井離鄉外出打工；若不是擔心老無所依，誰願意熬著一把老骨頭和年輕人搶飯吃呢？高齡農民工，實際上是快速城鎮化進程中，一個身處於夾縫之中容易被忽視的群體，他們的養老問題，既是我們在應對老齡化社會挑戰中必須認真考慮的一個重要課題，同時也需要我們更進一步反思當前我國各種與農村社保相關的制度建設。

　　高齡農民工現象，首先反映出我國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當前，我國已經逐步建立起了覆蓋城鄉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和城鎮居民養老保險“並軌”，並且規定只要參加職工養老險滿15年，即可從城鄉居民險轉入職工養老險，這必將大大提高農民工保障水準。但是，這些措施的受益者，主要是壯年以及更年輕的農民工。對於高齡農民工而言，實際上享受不到多少政策紅利。一方面，新型農村養老保險保障水準太低，每月80元難以實現老有所養；另一方面，由於觀念的問題、年紀太大難以滿足15年繳費時間等原因，他們多數沒有參保職工養老保險。實際上，他們是處於一個政策的盲區，兩頭不靠。

　　高齡農民工現象，更顯示出農村“養兒防老”的傳統正遭遇挑戰，這背後是社會流動固化、貧困的代際傳遞現實。從媒體報道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每一個高齡農民工身後，躺著的是孱弱而無法自力更生的下一代，以至於高齡的他們不僅不能獲得下一代的贍養，自己還必須擔起家中的頂梁柱，他們打工賺到的錢不僅要以備將來養老之需，還要用於支援自己孩子求學成家立業。近些年大學擴招背景下學費的高漲、大學生就業難，城鎮化進程中農村男孩子娶媳婦愈加困難帶來彩禮高漲，城市房價一路高歌猛進對農二代們的無情擠壓……，這在這個急劇變化的大時代中，每一個看似可能和他們無關的波浪起伏，最終都會倒推回去，變成一雙無形的大手把他們的命運定格在城市中繼續辛勞工作，別無選擇。

　　高齡農民工現象有著複雜的社會背景和制度原因，也許暫時難以從根源上化解，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可以毫無作為。應該採取一些有效措施，使政策托底的水準努力再高一些，社會保障能力盡力再強一點，讓他們能夠對未來的預期更好一點，在確實感覺力不從心之時，能夠平平安安、比較健康地儘早回到農村養老。比如，有專家提出，要保證所有高齡農民工能夠加入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建立個人賬戶，不必再繳費；建立農民工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累加、結算、轉移支付平臺，把高齡農民工可能分散于多地的個人養老賬戶資金全部激活，另外，還可以嘗試國家必要劃撥專項資金解決高齡農民工養老問題。這些措施都非常必要，從現在社保體系已有的基礎來看，並不複雜和困難，關鍵是有關部門必須對這個問題引起重視。

　　另外，高齡農民工問題也促使我們在推進城鎮化進程中，必須冷靜思考一下這個特殊群體回歸農村的問題。他們很多人已經在城市呆了20多年，但是顯然他們不屬於那種已經在城市穩定就業的人群，農村必須給他們留有足夠能夠回鄉養老的資源，比如承包地，比如宅基地。現在有一種説法叫“拔了根的城鎮化”，在地方政府的眼中，其內涵就是對於一些已經徹底轉移出去的農民工，要切斷他們和農村的連接，不能兩頭挂著，簡單説就是要拿走他們的地。這種説法在理論上也許沒有問題，但是在現實中“徹底轉移出去”卻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普通農民家庭沒有二三代人是實現不了的。至少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第一代農民工是必然要回到農村養老的，必須要考慮到他們的歸屬問題。在現有的養老保障體系還給不了他們完備的保障時，至少還可以做到一點——不要把他們的地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