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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智庫發展核心在人

  • 發佈時間:2015-03-24 05:35:48  來源:廣州日報  作者:佚名  責任編輯:羅伯特

  智庫,近來受到不少關注。緣起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關於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下稱《意見》),將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智庫到底是什麼?中國特色新型智庫該怎麼建?智庫跟市民生活到底有什麼聯繫?本期理論聚焦將與長期研究智庫的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朱旭峰、中央黨校科研部教授倪德剛一起探討這些問題。

  文/記者 王睿

  圖/gettyimage

  意義 複雜問題尤須專家出主意

  作為國內長期關注智庫問題的學者,朱旭峰教授首先肯定了智庫建設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重要作用:“現在很多複雜的問題需要專家來出主意。因為領導人也許不完全清楚基層發生的所有事,這就需要專家學者去調研並反饋。”而且,要改革就需要解決辦法。“比如醫療改革,公立醫院要從哪著手是一個結構性的大調整。所以更需要不同的智庫來提出方案,讓領導人去選擇最合適的改革方案,”他説。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國很有必要讓智庫百花齊放,這才會有不同方案的競爭,來為政府提供最優選項。“假如智庫不夠多,不夠優質,就不可能有兩三本報告擺在一起讓領導人來衡量決策。”朱旭峰表示。

  《意見》中提到,中國要建成“中國特色”、“新型”的智庫,到底如何解讀這兩個關鍵詞,朱旭峰表示這恰恰是最難回答的問題。但他肯定的是,“中國完全沒有必要去複製外國智庫的發展模式”。朱旭峰説,中國智庫就是一個混合産品,組織形式是非常多元、共生的形式。“我們既有受前蘇聯影響的計劃模式,也有像美國那樣完全自由的形式。”從最體制內的到最體制外的智庫形式都有,尤其在當前轉型過程中,這種多樣性會長期存在。

  範例 中國智庫不必全盤學西方

  正是由於我國智庫發展的獨特性,在發展智庫時摸索自己的發展模式尤為重要。中央黨校科研處教授倪德剛表示,西方的許多智庫是獨立的,不受任何政府管制,也不接受政府資金,是職業化、市場化的智庫。“我們所提到的‘新型’,就是要有別於西方國家智庫的獨立市場化,但又要借鑒他們的系統化、精準化、分業化。”倪德剛説。

  朱旭峰認為,我們近年來一直在吸收國外發展智庫的優勢,比如如何培養人才、如何拓寬發佈渠道、如何讓自己的方案更有影響力,有很多東西可以學。“但是,很多東西又是沒法學的。智庫作為一個政治制度的副産品,沒有哪個國家的智庫是可以套用和他國一樣的模式。”朱旭峰以美國的“旋轉門”為例:“‘旋轉門’對美國很有價值,這是由它的政治制度決定的,但英國、德國都沒有,就是因為政治制度不一樣。”

  而當中國推動智庫發展的消息一齣,有人就擔心未來我國智庫將走向由政府收編的模式。但朱旭峰教授認為,這種擔心完全沒必要。在民間智庫迅速發展的上世紀90年代,一些智庫因為資金問題而面臨存續的困難。“但現在不同了,很多企業家都希望捐錢給社會組織,他們也發現捐給智庫是一種很好的方式,越來越多的企業家捐助智庫。所以,目前來看,很多民間智庫在資金方面完全不存在困難。”朱旭峰表示。

  短板 研究水準不足 就很難生産出優秀的産品

  一直以來,業界不少聲音認為,中國智庫的發展短板是政府不重視。但是,朱旭峰教授早在2004年就進行了全國智庫的抽樣調查,他表示,雖然不否認大部分民間智庫在渠道上存在劣勢,“但歸根究底,無論是哪一類智庫,目前最大的問題還是研究水準不夠高。研究發展水準提不上去,智庫就很難生産出優秀的産品。”他以“北京共識”作為例子:“不要以為中國人就更了解中國,各種版本的中國模式我們雖然討論了那麼多,像‘北京共識’這樣響亮的定義卻是由外國人提出的,是因為我們的學者在高度概念化一個現象和向國際社會宣傳概念的能力方面還存在一定差距。”朱旭峰惋惜。

  對於這一點,倪德剛非常認同。“智庫發展的核心不在資金也不在保障,而在人。‘智’在人,‘庫’是産品。我們未來的核心認為就是要把專家培養好,培養出來的專家要有超前性、預測事態發展的能力,這對未來智庫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他説。

  朱旭峰認為,在未來,學科培養、國際交往、專家學者的學科意識等方面都有待提高,這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美國:“旋轉門”機制為人熟知

  “旋轉門”是美國思想庫最具特色的現象之一。美國每次換屆選舉後,政府部長等高級閣員不是由議會黨團産生,也極少來自公務員,而是來自精英薈萃的思想庫。每隔4年,卸任的官員很多會到思想庫從事政策研究,而思想庫的研究者有不少到政府擔任要職,從研究者變為執政者,這種學者和官員之間的流通就是美國的“旋轉門”。“旋轉門”機制使得思想庫的輿論影響力滲透到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

  德國:受政府資金資助的智庫比例非常高

  與英美等國家相比,德國智庫的優勢在於其政府直接資助的公共智庫比重高、影響力強,資金的分配和使用機制好,激勵性強,政策研究方式的轉變也適應了形勢的發展,産生了良好的效果。學術型智庫是德國數量最多的智庫類型,佔德國智庫的75%。德國社會高度期望智庫能夠與企業特殊利益劃清界限,因此受政府財政資金資助的智庫比例非常高。據統計,德國有75%以上的智庫接受政府公共資金資助。

  日本:智庫門類齊全暢通“官”“民”

  重視情報和調研是日本政、商、學界的傳統。在日本,主要的政府機構、政黨、大財團和大企業幾乎都有自己的智庫或研究諮詢部門。日本非官方智庫特別是財團、大企業智庫實力很強,規模往往超過政府智庫。日本政府的很多重要決策都來源於非官方智庫。政府與各類智庫之間有暢通的渠道。一方面,日本政府在作出重大決策前,通常會組織各類智庫進行論證和調研,並將相關的重要課題委託給這些智庫。另一方面,很多官方人士在退休後都會進入各種智庫,他們也會成為連接智庫與政府之間的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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