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康橋的家裏，每天回家都能看到地上躺著幾封慈善機構的捐款號召信。對此我早習以為常，不過前兩個星期收到的一封郵件，則可以説是別具一格：它直接把兩個折疊的大塑膠口袋塞到了我家裏，附信寫道：請把你不要的、乾淨整潔的衣服放到這些塑膠口袋裏，並在X月X日放到你家門口，我們屆時會來領取，並捐給XX機構轉賣……慈善做得如此週到，讓它真正成為舉手之勞，正中我這種懶人的下懷。於是我把一批早已淘汰又不知該往哪送的衣服裝了滿滿一口袋，在指定日期放到門口，晚上回來一看，果然被拉走了。

　　正如市場經濟體系中缺少的往往不是資本，而是引導這些資本流向合理項目的中間人，一個正常社會中缺少的往往不是人的善意，而是引導這些善意流向弱勢群體的中間人。在經濟體系中，那個給資本穿針引線的主角是金融機構，而在社會生活中，給人們的善意做仲介的則是各種公益慈善機構。

　　康橋小鎮雖然只有十來萬人口，其公益組織卻可以説是密密麻麻。就我家附近一公里左右，我就見到過十來家慈善店舖，有幫助病人的Hospice shop，有致力扶貧的Oxfam，有保護流浪貓的Cats Protection，有幫助問題青少年的Aid of Romsey Mill，有援助精神病人的Mind……如果再去統計那些我沒有路過過或者注意到的慈善店舖，簡直可以説到了“三步一小個、五步一大個”的地步。乍一到康橋時我還奇怪為什麼這個小鎮怎麼這麼多賣便宜貨的舊貨鋪，慢慢地才知道它們都是慈善組織的籌款渠道之一。至於鎮中心每天有人叫賣“Big Issue”的聲音，所有熟悉康橋的人恐怕都習以為常了——Big Issue是專門雇傭流浪漢來叫賣、幫助流浪漢的一份街頭報紙。

　　從這些組織的密度來看，可以説凡是社會問題出現死角的地方，就有慈善的身影出現。但是慈善的興盛，不是從天而降的，它需要一整套制度的土壤。比如，在英國註冊一個慈善組織或其分部行政門檻很低，慈善委員會的網上資訊顯示，如果申請材料規範，一般批准註冊一個慈善組織只需要10個工作日左右。當然慈善委員會對慈善組織監管也很嚴格，不但要求它們定期提供財務報表，而且將其財務公之於眾（包括網路公開），使其接受民眾監督，若有任何民眾舉報，委員會都會對慈善組織進行調查。同時，政府本身不但注資幾十億英鎊資助NGO發展，而且法律規定對慈善店舖必須至少免80%的稅收，使得慈善事業的經濟可行性大大增強。

　　相比之下，中國要籌辦慈善組織，則困難重重。不但要向民政部註冊，而且要找“挂靠單位”——而要找到一個“挂靠單位”，往往難於上青天；如果要成立籌款基金，還需要有非常高的啟動資金（200萬-800萬元）；此外，“同一領域在同一行政區域不得重復設立社會團”“民辦非企業單位不得設立分支機構”等法規明顯阻礙NGO之間的良性競爭和擴展。正是因為這些制度障礙，中國的公益事業極不發達，即使現有的公益性組織，據專家估算90%也是以“地下”或者商業機構的形式存在，這不僅使得其慈善籌款工作開展困難，而且也使得政府難以對其進行合理監管。中國人也許和英國人一樣樂於助人，但是給中國人的善意穿針引線的組織資源卻因為制度原因發育不良。

　　關心民主理念的人往往會為一個問題而爭論不休：民眾到底值不值得信任？有人認為民眾不過是一群受情緒支配的烏合之眾，有人則認為民眾天然具有相互關愛理性協商的社區精神。其實，從民眾既可能萬眾一心地在廣場上高呼萬萬歲、也可能在一個10萬人的小鎮運轉幾十個慈善組織的記錄來看，民眾可能從來沒有統一的“天性”，好的制度可能激勵出人性最善良美好的一面，而壞的制度則可能暴露其最醜陋的一面。俾斯麥説“政治是一種可能性的藝術”，那麼我們能敲開人性中哪種可能性，説到底還是取決於我們在締造什麼樣的政治。

　　（來源：《送你一顆子彈》劉瑜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