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歐央行推出新版QE，各國掀起新一輪降息潮，全球貨幣戰爭模式儼然已經開啟。考慮我國經濟正處於“三期疊加”的關鍵階段，面對全球貨幣戰亂局，我國宏觀政策應當保持定力，以我為主，重點在於把握國內外形勢，做到統籌謀劃、綜合施策。

　　新一輪全球貨幣寬鬆浪潮來襲

　　進入21世紀以來，經濟金融全球化高歌猛進，各國相互依賴相互影響，並且程度不斷加深。這在客觀上要求，各國的政策和監管要加強協調，貨幣政策也不例外。國際金融危機之後的實踐表明，各國央行共同推動貨幣寬鬆，一度讓全球經濟轉危為安，在穩定全球經濟金融體系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2008年9月全球金融海嘯爆發，10月，美國、歐元區、英國、瑞士、加拿大等央行同步降息0.5個百分點，同時中國央行積極跟進，于10月8日和15日先後降息0.27和0.5個百分點。此後，為了合作應對危機，早日實現復蘇，各國央行在2008年12月、2010年10月、2011年9月、2012年7月和12月，均同步或相繼採取了降息、注入流動性等措施。2013年5月，由於全球主要經濟體增長均顯乏力，歐央行率先下調基準利率，在隨後的13天內有11家央行先後跟進降息。

　　上述主要經濟體紛紛實施寬鬆貨幣政策，儘管一度引發全球共度時艱患難與共的讚美，但不時還會傳來貨幣戰爭正在進行的質疑。在區域性或全球性危機爆發時，一國先行主動推動貨幣貶值，往往能促進本國出口增長，取得對他國的競爭優勢，有利於推動經濟復蘇。1997年至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東亞各國就曾出現競爭性貶值局面。但當各國貨幣都競相貶值時，任何一方的出口優勢都難以顯現，反而會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導致危機的進一步蔓延和擴大，不利於區域經濟金融穩定。這一教訓直接催生了後來的東亞貨幣金融合作，達成了共同增強抵禦外部金融風險能力的共識。

　　2015年1月以來，以歐元區推出新一版QE和瑞士取消瑞郎匯率下限並降息為標誌性事件，先後有十多個國家加入降息行列，宣告了新一輪全球貨幣寬鬆浪潮的到來。此次降息潮的最大不同在於缺少了美國的身影。與此相應的是，全球市場對美聯儲將於2015年加息的預期不斷增強，近半年來美元指數持續上升。一邊是美元指數上升，一邊是各國推動貨幣貶值，夾在中間的人民幣遭遇政策選擇難題。如果人民幣跟隨美元對其他貨幣升值，將會削弱我國的出口競爭力；如果人民幣跟隨各國貨幣步調實行貶值，雖然短期內可能有利於出口，但也不能根本改變我國低成本優勢已經轉化的嚴酷現實。

　　人民銀行降準降息的內在邏輯

　　從時間軸上來看，中國人民銀行于2014年11月21日宣佈降息，瑞士在近一個月之後的12月18日降息。到了2015年1月15日，瑞士進一步宣佈放棄瑞郎匯率下限，同時再度降息。而中國人民銀行則在2月4日宣佈降準，好像又在跟隨各國貨幣寬鬆步伐，加入到貨幣戰的行列中。

　　事實並非如此。不論是2014年11月的降息，還是2015年2月的降準，中國貨幣政策的核心邏輯在於促進國內經濟的穩健運作。一是瞄準經濟穩定增長，通過降低社會融資成本，刺激企業和民間投資，緩解經濟進一步下行的壓力；二是瞄準物價合理上漲，通過保持一定的貨幣供給增長，避免物價漲幅回落到過低水準；三是瞄準國際收支平衡，避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繼續上升，損害我國出口競爭力。

　　人民銀行從降息到降準，遵循了穩健的貨幣政策主基調，同時注重靈活性，保持鬆緊適度，寓改革于調控。需要注意的是，2014年11月的降息不是中國本輪貨幣政策“趨松”的開始。在這次降息之前，2014年4月和6月，人民銀行先後兩次實行定向降準；2014年7月、9月和10月，人民銀行先後三次降低正回購利率；期間還使用MLF、PSL等新型貨幣政策工具投放流動性。

　　同樣的，2015年2月的降準也不是本輪貨幣政策“趨松”的結束，人民銀行在2月底再次宣佈降息。從一系列經濟金融先行指標來分析，2015年一二季度中國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特別是半年多來物價漲幅持續回落，實際利率進一步走高，明顯抑制了實體經濟擴大投資的積極性。

　　貨幣硝煙中的人民幣匯率走向

　　縱觀2014年，人民幣除了對美元和港幣貶值2.4%之外，對主要經濟體貨幣幾乎全部升值。其中，人民幣對俄羅斯盧布升值.2%，對日元升值11.2%，對歐元升值10.6%，對加元升值6.3%，對澳元升值6.1%，對馬來西亞林吉特升值4.6%，對英鎊升值3.7%。人民幣同時對這麼多貨幣升值，儘管有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給予人民幣強力支撐的合理因素，但實際結果對中國出口競爭優勢造成衝擊。

　　進入2015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繼續貶值，1月份單月貶值幅度達到0.8%。隨著多國掀起新一輪的降息潮，各種貨幣競爭性貶值風險增大，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仍然趨於升值。若以實際有效匯率計算，2014年人民幣累計升值5.9%，對我國出口增長帶來實質性的不利影響，全年出口僅增長4.9%，增速創近五年新低。2015年1月，我國貨物出口同比下降3.2%，對歐盟、日本、南韓、澳大利亞、巴西、俄羅斯、印尼、南非等出口均為負增長。

　　近期各國相繼實行貨幣寬鬆政策、推動貨幣貶值，人民幣匯率不宜一味地簡單強調保持穩定，而應不斷完善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更加尊重市場供求力量的博弈，主要由市場來決定人民幣匯率的走向。由於市場預期美聯儲將於2015年加息，美元指數持續上升，強勢美元引發全球投資者跨幣種重新配置資産。這在外匯市場交易上得到了體現，即對美元的需求增加，對人民幣的需求減少，由此導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貶值。這是市場理性抉擇的結果。但是，隨著全球資産再配置的進行，預計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貶值不會持續下去。

　　如果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繼續升值，勢必會削弱我國出口增長的動力，不利於實現今年穩增長的首要經濟工作目標。儘管如此，我國還是不宜貿然加入全球貨幣競爭性貶值的行列。首先，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相對穩定，符合我國的中長期戰略利益。其次，中國經常項目順差佔GDP的比重處於2%左右的合理水準，人民幣匯率總體上處於合理區間。第三，中國經濟增速仍然居於全球主要經濟體前列，人民幣和人民幣資産仍然具備較強的吸引力。

　　綜合施策應對全球貨幣戰迷局

　　應對當前全球新一輪的“降息潮”和“貨幣戰”，必須首先清醒認識和把握國內外環境。放眼世界，2015年經濟復蘇形勢恐怕不如市場預想的那麼樂觀，歐洲低速增長遭遇希臘債務危機，新興國家經濟金融穩定面臨考驗。反觀中國，內有經濟下行、産能過剩、信貸品質堪憂等難題，外有出口壓力大、競爭性貶值等風險。在這樣的條件和環境下，中國要應對挑戰、推進發展，僅憑單一的貨幣政策或匯率政策是不夠的，必須統籌謀劃，綜合施策。

　　一是更加堅定地轉向內需，發揮投資的關鍵作用和消費的基礎作用。要把轉方式調結構放在更加重要位置，逐步推動經濟實現內生增長。要創造更好的消費環境和消費條件，鼓勵和支援資訊、養老、旅遊等新型消費。要加快投資核準制度改革，切實取消和減少審批事項和前置條件，推進三大新區域戰略相關的基礎設施投資項目。

　　二是應引導和支援企業做好應對出口困局的準備，在盡力促進出口增長的同時，鼓勵我國企業擴大進口，特別是要增加資源性商品以及高端裝備和技術的進口，適度增加消費品進口。我國各類企業也要尋求在全球配置資源，培育參與全球競爭的新優勢，向我國中西部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轉移産能，在靠近原材料産地、産品市場或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地方進行生産。

　　三是鋻於經濟下行壓力增大、物價漲幅水準偏低，未來中國貨幣政策宜適度趨松。未來幾個月的貨幣政策調控，一方面，要避免貨幣供給增速進一步下降，為投資增長創造良好融資環境，特別是保障國家重點項目資金到位；另一方面，要尋求降低社會融資成本，給實體經濟減輕利息負擔。此外，還要關注資産價格走勢，防止泡沫化。

　　四是我國在堅持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方向的同時，還需密切關注外貿順差、外匯佔款、跨境資金流動等變動趨勢，既要讓市場決定匯率走向，允許人民幣適度貶值，也要保留在合適時機干預人民幣匯率的可能性。在人民幣對美元貶值的環境下，要密切關注外幣貸款風險，避免過度的風險暴露，確保及時足額償付。還要繼續支援人民幣國際化，鼓勵在對外貿易和投資結算中更多地使用人民幣，放寬對人民幣境外投資的限制，允許更多的離岸人民幣回流投資境內。

　　五是加強國際宏觀政策協調，避免以鄰為壑，反對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通過雙邊和多邊領導人會晤和財長及央行行長會議，推動落實G20峰會以及APEC領導人會議提出的加快全球經濟增長的議程，督促部分發達國家進行結構調整和推動制度改革，而不是一味地通過寬鬆貨幣、匯率貶值來刺激經濟。要做好預警和監測，防範新興市場發生金融危機的風險。(原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 高玉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