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宏觀經濟轉型與結構調整，對外貿易進入了規模增長、增速放緩的運作“新常態”。不可否認，以外貿增速論英雄的時代已經過去。無論是客觀現實的倒逼，還是主觀謀求改革的意願，都需要中國外貿轉型升級、提高競爭力，並通過塑造全球産業鏈，重建國際市場的全新競爭優勢。

　　2014年，中國大陸企業海外並購交易數量激增，環比增長逾三分之一，創歷史新高。據普華永道發佈的《2014年中國地區企業並購回顧和2015年前瞻》，2014年中國大陸企業海外並購交易額達569億美元，並購數達到272宗。

　　那麼，中國企業走出去最為深刻的意義何在？專家們的意見驚人一致：通過大規模走出去，在全球範圍內根據不同國家、地區的生産率和資源稟賦進行要素優化整合，全球分工合作，打造由我主導的全球産業鏈條。

　　目前，國際市場依然疲軟，正是原國際産業鏈鬆動的時候。並且，“一帶一路”戰略正逐步推進。歷史給我國企業重構國際産業鏈條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

　　新一輪外貿轉型升級，就是要實現對全球貿易産業鏈核心價值的自主控制。為此，就需要在通過市場機制淘汰落後企業的同時，政府對於“基礎性、共性技術的研發，依然要更加積極地推進、引導”，並向潛力企業提供適當幫助，推動其完成技術、人才要素的聚集，培育出以技術、品牌、品質、服務為核心的綜合競爭優勢，實現整個産業的升級改造。

　　放眼世界，當前國際經濟貿易的治理結構正發生重大變化。以美國為主導的發達國家開始發力與重構全球貿易新規則，使得WTO失去了多邊談判的優勢。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在WTO之外，並力圖排除中國等新興發展中大國，發起了TPP、TTIP、TISA等談判，重點圍繞21世紀新的貿易和投資議題，試圖重塑國際貿易規則，以延續對國際貿易的主控地位。

　　有分析認為，美歐一旦達成自由貿易協定，加上美國在金融領域難以撼動的主導地位，不僅將鞏固以美歐範式為基礎的全球貿易體系，更將打壓新興經濟體積極主導全球貿易體系的行為空間；如若美歐成功構築了針對中國的“金融與貿易高邊疆”，加上高技術領域的技術鎖定，則中國在全球頂層價值鏈中的地位將很難獲得實質性提升。

　　對中國而言，已經到了引領外貿規則制定、爭取外貿主導權的關鍵時刻。我們的著眼點已經不能僅僅停留在國際市場份額上，而是應積極參與世界外貿“話語權”的重塑。

　　我國外貿轉型升級，産品價值鏈的攀升，“世界工廠”和“超大規模市場”的雙重角色，進口和出口的市場多元化，以及對外投資帶來的産業鏈延伸與重塑……這些無疑都是中國爭取外貿主導權的有力籌碼和博弈底氣。但同時，無論通過何種途徑爭取外貿主導權，我國都需要進一步完善自身的基礎性支撐條件：

　　首先，要以更加積極主動的心態認識和推進對外開放。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出口國、第三大對外投資國，我們已經不可能搭便車，而必須以自身的開放、依靠自己的力量來贏得我們自己的發展空間。

　　其次，在現有全球經濟治理機制方面，作為擁有全球性利益的全球性大國，我們必須在國際組織中擁有發言權，並主動爭取掌握話語權。我國仍應高度重視WTO、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的作用。同時，這並不排除我國尋求增量改革的空間。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等機制的設立或倡議，可以對現有機制産生良好的補充和促進作用。我國積極推進的自貿區戰略，特別是“一帶一路”的建設倡議，同樣是對現行國際貿易體制的增量改進，也為經濟新常態提供了新的發展思路。此外，面對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的“規則優勢”，中國必須加快自由貿易區談判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