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第二次被哈佛拒絕的原因便是——所有在哈佛的大學教授必須直接給學生上課。當時基辛格已經從美國國務卿的位子上退下來了，他希望成為哈佛的教授，但只是進行研究不任課。對此，時任哈佛大學校長的博克教授解釋道：“基辛格是個學識淵博的人，論私交，我和他的關係也不壞。但我要的是教授，不是不上課的大人物”

　　鋼鐵是怎麼煉成的？“終身教職”又是怎麼煉成的？看看美國大學的一流商學院案例，或許你會明白，它比中國的公務員考試還要難。

　　日前，《國際金融報》記者從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SAIF）了解到，隨著三位全時教授和一位特聘教授的加盟，SAIF擁有的教授總數已達58位，他們全部擁有全球頂尖大學的博士學位，其中45名資深教授擁有國際一流商學院終身教職。

　　要聚集這樣的團隊並不容易，事實上，不僅僅是SAIF，任何一所按照國際一流商學院模式辦學的學院對“終身教職”的偏愛和渴望都是非常顯著的。

　　那麼，“終身教職”到底有多牛？美國大學的“終身教職”是怎樣煉成的呢？

　　 獨特終身教職制度

　　美國大學的教師分為兩種，即終身教職（tenure）和非終身教職（non-tenure），其中又可細分為兼職講師、講師、訪問教授、實踐教授、助理教授、副教授、終身教授等。

　　在美國許多大學，副教授和正教授都屬於終身教授。終身教授制度是美國高等教育獨具特色的一點，也是其教育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所謂終身教授制，就是一經聘任後，只要不違反法律和職業操守，聘期就自動延續到退休（退休沒有強制的年齡限制，且完全自願），不受學校各種階段性教學、科研工作量的考核，而且沒有被解聘的壓力，同時他們還享受學校頒發的終身教授津貼。這是美國確保學術自由的一個重要制度保障。這種制度可以為教授們提供自由、寬鬆、無須擔心生活與工作的學術環境，讓他們專心致志地做好學術研究，從而多出大師級的人物。一些年輕有為、有重大獨創研究成果的青年學者，30歲左右就能被聘為終身教授。可以説，美國的學術和研究水準之所以遙領全球，終身教職（Tenure）制度功不可沒。

　　“雖然這個晉陞過程所需的時間因人而異，不過一名助理教授通常需要6年時間來證明自己是一名出色的教師、研究者和同事，這樣他們才能獲得晉陞為終身副教授。”弗吉尼亞大學麥金太爾商學院院長Carl Zeithaml在接受《國際金融報》記者採訪時指出，“這一晉陞之後，才有資格成為終身教授，而這一晉陞通常需要在成為終身副教授後五年到十年後。”

　　此外，美國的大學還會優中擇優，聘請極少數終身教授為“大學教授”（或譯為“校級教授”）。在美國現有的高等教育制度下，“大學教授”是一所大學所能夠給予一個教授的，名譽最高、待遇最優的頭銜。“大學教授”的獲得者不但學術上已經在全國或國際上極具威望，涉及的領域既深又廣，有資格在一個以上的係開課，教學成績公認卓越，而且還要對其所服務的大學、所從事的專業領域，以及所在的社區作出過突出貢獻。比如，享譽全球的著名社會學教授喬納森·H·特納2010年就被其所任職的加利福尼亞大學河邊分校任命為“大學教授”。他因此成為加州大學河邊分校自1960年以來的第37位獲此殊榮者，也是第二位獲得這一殊榮的社會學教授。

　　美國全國共有3000多所大大小小、公立或私立的正規大學。關於職稱晉陞並沒有一套通行全國的絕對規則。例如，夏威夷大學就沒有規定教授一定要有博士學位。不過，在實際操作中還是有一些共同的標準：必須是好的研究者，好的教師，熱心於社區服務事業等。但這些標準相當抽象，也相當主觀，在實踐中有一定的隨意性。儘管如此，作為教學品質與學術水準的重要保障，知名大學的職稱評定標準和程式都非常嚴格、公正，從而使正副教授的門檻和水准保持得很高，進而使美國大學的學術品質領先世界。

　　殘酷晉陞之路

　　對於一個美國的博士畢業生來説，未來想要獲得終身教職，首先必須要通過層層篩選，受聘成為終身教職軌（Tenure Track）的助理教授。而美國助理教授又分為終身教職軌和合同制。通常來説，受聘終身教職軌的助理教授必須擁有名校的博士學位。

　　聚焦于美國的金融教職市場，以美國排名前50的大學為例，這些大學的金融係每年平均最多只有一個教職招聘名額。這些名額大多是來自於老教授退休、過世，或是該院係需要擴大規模等原因。但與這50個名額相對應的，是上千名來自各個頂尖大學的金融學博士、經濟學博士畢業生的角逐。（通常來説，一個學校每屆的金融學博士會有3—5位，而經濟學博士會有至少5位，至多七八十位）。這上千名明日精英競聘區區50個教職，競爭之激烈殘酷可想而知，説是頭破血流也不為過。

　　晉陞“終身教職”的第一道關卡便是5至8年的“魔鬼試用期”。所謂試用期，即美國大學給到新雇傭助理教授的“終身軌道”期限，各個大學規定不盡相同，但通常來説，這段試用期會有5至8年。

　　這期間，每年都會對助理教授進行年度評審——助理教授每年都需要提交詳細的“portfolio”材料，陳述自己本年度的教學材料、課程評分、論文發表、服務成績等，經由係人事委員會、系主任、院長、校人事委員會、學術副校長、校長等層層審核，才會決定是否可以留任。

　　學術論文發表是試用期年度評審中最重要的一項考核指標，通常全球一流名校要求助理教授每年在世界頂尖學術雜誌發表一篇論文，而一般來説，美國A類學術雜誌的文章接受率僅為3%-4%。在這3%被接受的文章中，從選題醞釀、收集數據，到大樣板數據分析，再到最終形成邏輯縝密、條理清晰的論文，最順利的也要經過2-3輪的修改，前前後後大約需要兩到三年的時間。假如在此期間有相似論文發表，就前功盡棄了。何況最終是否能夠發表還需要通過極為嚴苛的匿名評審員審議。

　　在試用期的最後一年，助理教授將要經受最終評議的終極考驗。除了年度評審中的常規審查外，是否能夠晉陞終身教職的重中之重是要接受國際同行評議。以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全球頂尖名校為例，十幾名、乃至二十名由資深終身教授組成的專家委員會將對受審人的學術水準及其他指標進行綜合評議。為保證相對公平，受審人並不知曉專家委員會的具體成員名單，其權威性和嚴苛程度可見一斑。

　　根據哥倫比亞大學曾做過的統計顯示，所有被哥大招收的助理教授中，最後能拿到終身教職的只佔10%-20%。從博士到終身，可謂是百里挑一的超級遴選。

　　一旦通過最終評議，晉陞為副教授（終身教職），便可謂端上了“24K金飯碗”，除獲得高額年薪、自由學術保障外，很多人還將獲得擔任其他學校客座或訪問教授、企業諮詢顧問、學術期刊編輯等工作機會，一舉成為公眾眼中的“人上人”。

　　晉陞成功只是始點

　　競爭成功獲得永久教職的副教授們是否可以“鬆口氣”？事實上，成功晉陞只是漫長學術生涯的另一個開始。副教授們不但要為學校承擔授課、學術服務等工作，更要在學術領域投入極大精力以期獲得重大成果，同時還要為終身教授、講席教授而奮鬥。

　　同時，作為一個已經取得一定成就的副教授也不會因為自己獲得了“鐵飯碗”而懶散下來。

　　首先，拿到終身教職的教授已經嘗到了做科學研究的快感和成就感，這猶如已經駛上高速公路的跑車，是很難停下來的。

　　其次，經過助理教授階段的幾年曆練，其中有的人會開始思考一些頂尖科學研究問題。因為這個階段固定職位到手，許多人不必再像助理教授階段那樣為了晉陞副教授而身不由己地為拼湊論文數量而奔波。所以，這一階段往往是美國大學産生高水準學術成果的階段。因此，往往一位著名的教授都會有兩個科學研究階段：助理教授階段和晉陞終身教職後，兩者各有特色，前者是後者的基礎。助理教授階段主要成就了美國大學學術成果的數量，永久教職的副教授及以後階段成就了美國學術成果的品質。兩個階段相得益彰，成就了輝煌的美國大學科學成就，這些已經通過很多案例得到印證。例如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納什的經歷就是個典型。他提出博弈論的博士論文24年後才被同行認識到是一個“牛”成果。納什性情古怪，放蕩不羈，可以説有些“不太會做人”，但一直被普林斯頓大學容忍。因此，許多人稱在納什身上體現了普林斯頓大學的“大愛”精神。

　　 人才流動理性

　　“爭取最優秀教授是一場很激烈的競爭，學校除了提供有競爭力的薪資和福利，吸引最優秀的教授的因素，還要確保教授面對的是優秀的學生和同樣優秀的同事。”Carl Zeithaml告訴記者，美國大學在優秀師資爭奪上，需要下的功夫可不少。

　　麥金太爾商學院（McIntire School of Commerce）是弗吉尼亞大學本科生商學院。而弗吉尼亞大學是由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斐遜於1819年創建的美國歷史上首個獨立於教會的高校。自U.S.News開始頒布全美大學排名以來，弗吉尼亞大學始終名列全美最佳公立大學的第一或第二名，與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齊名。

　　“優秀的教授不僅僅希望擁有學校有力的財政、技術和行政支援，從而開展研究和各類職業服務，他們還希望擁有必要的空余時間來開展學術活動。他們期待與其他傑出的學者共事，重視在課堂內外進行創新的機會。他們也重視學校高層優秀的領導和良好的設施，希望商學院之外還有一所出色的綜合大學。”Carl Zeithaml告訴記者。

　　同時，記者了解到，和其他美國著名商學院一樣，麥金太爾商學院也有著很完善的年度教學人員計劃，對審核程式進行評估，並以此為根據，仔細地評估每一位教員的教學表現和創新、研究和論文發表記錄、參與學院、大學和職業活動的情況。

　　Carl Zeithaml強調，“這一系統運作可以有效地幫助我們組建一支高水準的教學團隊，尤其可以幫助他們的事業獲得建設性的發展。”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為了保證大學人才流動比較理性，美國高校聘請教師有一條不成文但普遍應用的規定，即為避免在學術上近親繁殖或從年限上論資排輩，各大學一般不招聘剛從本校畢業的學生。

　　例如，哈佛大學在學院（先為哈佛學院，後成哈佛大學）成立之初便有這麼一個規矩：哈佛的畢業生不能直接留校任教。因為在哈佛看來，再優秀的學生也有必要到“外面的世界充電、去吸收更加新鮮的空氣”。因此，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第一次申請加入哈佛的教師隊伍被拒絕的原因，正是基辛格博士才畢業，不符合條件。

　　而基辛格第二次被哈佛拒絕的原因便是——所有在哈佛的大學教授必須直接給學生上課。當時基辛格已經從美國國務卿的位子上退下來了，他希望成為哈佛的教授，但只是進行研究不任課。對此，時任哈佛大學校長的博克教授解釋道：“基辛格是個學識淵博的人，論私交，我和他的關係也不壞。但我要的是教授，不是不上課的大人物。”

　　像著名公眾人物説“不”，只用對自己學校和學生有用的教師，這樣良性迴圈的人才引進機制是美國大學教育水準走在世界前端的有力保障。正如美國高等教育家弗萊克斯納指出：“大學不是風向標，不能什麼流行就迎合什麼。大學必須經常給予社會一些東西，這些東西不是社會所想要的，而是社會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