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部長：上調成品油消費稅不是“隨意” 與多部門協商後報國務院

　　今天上午，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回答成品油消費稅問題時反覆強調，上調成品油消費稅，不是“隨意”。這是和多部門協商之後報國務院作出的決定。

　　2014年11月28日、12月13日、2015年1月12日，國務院在45天之內對成品油消費稅進行了三次上調。

　　《法制晚報》記者對話長期致力於財稅理論與比較稅制研究的中國社科院財經院研究員楊志勇，解析成品油消費稅的來龍去脈。

　　出路 應加快消費稅立法

　　中國汽柴油消費稅的調整依據是2009年頒佈施行的《消費稅暫行條例》，條例規定“消費稅稅目、稅率的調整，由國務院決定”。因此，只要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上報國務院，經過國務院批准，就可以對消費稅稅率進行調整。

　　法制晚報：最近三次上調成品油消費稅，為什麼會引起這麼大反應？

　　楊志勇：有人説在油價下跌的時候調整成品油消費稅，老百姓感受不到油價的變化。實際上，油價下降通常是經濟下行時，增稅政策本來就不合適，因為它可能影響積極財政政策的落實。而且，社會各界在這樣的背景下，對稅負上調的承受力也較弱。如果政策目標的實現一定要靠增加稅負，那也應該在經濟上行時調整。

　　同時，成品油消費稅不能隨意調整，也不能連動，會給物流等多個行業的發展帶來一系列的影響。

　　現在資訊比較公開透明，三連調容易讓大家感覺到稅收過於任性，而難以接受。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財政不只是經濟問題，而是經濟、政治、社會等各種問題的交匯點。

　　稅制改革必須兼顧經濟、政治、社會發展的需要。太任性的稅制不利於確定性稅負預期的形成，只會破壞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決定性作用的發揮。

　　法制晚報：您建議怎麼解決？

　　楊志勇：最好的出路是加快消費稅立法，讓稅收立法權回歸人大，這在我國是可行的。這也可以借鑒國外的經驗。

　　法制晚報：有人説上調成品油消費稅是處於對改善環境的考慮？

　　楊志勇：的確有這個説法，但現實是這幾次調整對環境改善並沒有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提高油品品質比上調成品油消費稅對改善環境效果可能更好。

　　調整 要注意社會的接受程度

　　法制晚報：未來財稅制度改革方案的制定要注意什麼？

　　楊志勇：財稅改革方案的設計必須符合財政學基本規律的要求，可行的財稅體制應該能夠促進經濟效益、社會公平和宏觀經濟穩定。

　　經濟上可行的財稅體制調整方案，要特別注意社會的接受程度。社會反應不能不成為方案評估的重要依據之一。財稅改革異常複雜，社會理解是改革成功的重要條件之一。有了切實可行的財稅改革方案，還要注意方案的推廣，讓更多的人理解方案，接受方案，以減少改革阻力。

　　法制晚報：財稅制度改革的困難都有哪些？

　　楊志勇：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是政府與市場和社會關係。改革方案的選擇既要注意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要注意發揮政府的恰當作用。市場能做的，就應讓市場去做；市場不能做的，政府才能考慮怎麼做，且要注意政府負面清單的約束。政府與市場和社會關係的處理，要特別注意穩定稅負。稅負不能超越市場和社會的承受能力。這不僅僅是就總體稅負而言，特定群體的稅負更應加以重視。在不同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某個群體的稅負可能較重，還要對這個群體加稅，就可能造成社會問題，也會導致稅制改革無法順利進行，也無法做到稅負的公平。

　　第二是政府部門間關係。財稅改革會涉及機構改革。處理好政府部門間關係，重要的是各司其職，不同政府部門做自身最擅長的事。財政部門收支集權的同時，還要加快財政透明度建設。這樣，人大監督和社會監督才能真正發揮作用，財稅改革才能得到政府各部門的支援。

　　第三是中央和地方關係。規定政府間財政關係的規則主要由中央制定，中央和地方關係的調整，要按照分級財政的要求，激勵各級政府，處理好大國的政府間財政關係。

　　法制晚報：在財稅制度改革方面，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政府部門之間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這三個方面，國外有什麼經驗借鑒嗎？

　　楊志勇：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現代財政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借鑒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經驗的基礎之上，立足國情提出的財稅改革目標。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市場能做的，政府就不必代勞。有一些市場可以更有效配置資源的領域，政府在發揮作用。這就要求政府“退出”。政府職能轉變至關重要。文/記者 鄒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