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速度下行固然是新常態的一種表現，我們應該學會適應這種下降的增長速度，但是，正確引導新常態將有助於及時挖掘新的增長源泉，保持合理穩定的增長速度。筆者認為，至少可以從四個方面入手引領新常態，達到穩定經濟增長的目標：

　　一是供給方與需求方的增長潛力。供給方和需求方因素是可以互相轉換的，因此，理論上説政策可以從兩個方面發力，達到提高潛在增長率的目標；

　　二是生産率引導産業結構調整。為了實現增長動力轉換，産業結構的調整必須以生産率提高為取向，推動生産要素從生産率低的産業、行業和地區流出去，實現更好的資源配置；

　　三是面向未來的人力資本積累。在産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人力資本的作用已經至關重要、不可或缺。中國面臨的緊迫任務是如何顯著提高教育數量和教育品質，依靠人力資本積累保持長期可持續增長；

　　四是借助後發優勢實現趕超。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全球環境和科技條件絕不悲觀，仍然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

　　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一個表現，就是傳統經濟增長源泉式微，不再能夠維持長期以來近兩位數的GDP增長速度。而且，如果不能及時挖掘出新常態下特有的增長源泉，潛在增長率將繼續降低。根據我們的預測，假設仍然依靠傳統的經濟增長源泉，由於勞動力短缺、資本形成率降低、全要素生産率增長速度放慢等，“十三五”時期平均的潛在增長率可能下降到6.2%。經濟增長速度下行固然是新常態的一種表現，我們應該學會適應這種下降的增長速度，但是，正確引導新常態將有助於及時挖掘新的增長源泉，保持合理穩定的增長速度。本文將揭示，至少可以從四個方面入手引領新常態，達到穩定經濟增長的目標。

　　供給方與需求方的增長潛力

　　由於研究資源和政策資源都是稀缺資源，配置到哪個領域無疑應該遵循收益最大化原則。據説，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托賓説過一句話：需要一堆“哈伯格三角”才能填滿一個“奧肯缺口”。這裡講到的兩個經濟學概念，前者指因壟斷、價格扭曲等體制因素造成的福利損失，後者指實際經濟增長低於潛在增長能力的幅度。托賓這句話的意思是，關注宏觀經濟問題比關注體制問題更加有意義。

　　在關於中國潛在增長率的爭論中，林毅夫教授認為經濟增長減速原因是需求不足，因此，通過加大投資刺激需求，可以預期的增長潛力可達8%。這與筆者從供給方預測的潛在增長率相比，判斷相差大約1-2個百分點，按照中國目前超過63萬億元的GDP總量計，這種不同判斷意味著每年有超過1萬億元GDP的差別。所以，如果中國經濟目前的增長速度低於其潛在增長能力，研究如何填滿這個“奧肯缺口”不啻為十分重要的話題。

　　問題在於，與筆者所做的估算進行比較，迄今為止各年份的實際增長率仍然在潛在增長率之上。例如，筆者估計的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2012年為7.89%，2013年為7.48%，2014年為7.14%。如果2015年中國經濟能夠實現7%左右的GDP增長，則仍然在潛在增長能力（6.86%）之上。另一方面，由於體制障礙造成生産要素（特別是勞動力）供給不足和生産率低下的問題，可以也必須通過深化改革予以解決。根據筆者的測算，通過改革增加勞動力供給、擴大人力資本積累、提高生産率和均衡人口發展，可以産生的提高潛在增長率效果，也可以高達未來GDP總量的1到2個百分點，可見改革紅利也頗為不貲。

　　無疑，供給方和需求方因素是可以互相轉換的，因此，理論上説政策可以從兩個方面發力，達到提高潛在增長率的目標。例如，更充分的勞動力供給和更快增長的生産率，都可以通過降低産品成本，從而在消費者預算不變的條件下提高其購買能力，實現“薩伊定律”所謂的“供給創造需求”。另一方面，消費者收入增長可以使原來消費不起的産品數量成為可能的消費品，投資擴大導致的基礎設施條件改善，也可以轉化為企業的供給能力。

　　不過，需求轉化為供給是有約束條件的。首先，消費需求轉化為供給能力的前提是封閉經濟，即在不考慮進口産品競爭的情況下。如果國外競爭者仍然可以提供更為價廉物美的産品，則這個消費需求的擴大還不能轉化為潛在增長率。其次，投資需求轉化為供給能力的前提是不存在産能過剩。在包括基礎設施在內的許多産業存在産能過剩，並且因此積累了金融風險的情況下，投資需求的擴大只能誘導出更嚴重的産能過剩，而不是潛在增長能力的提高。

　　生産率引導産業結構調整

　　當我們從增長速度、增長動力和結構調整三個方面理解經濟發展新常態時，增長速度放緩是一種已經顯現出來的現實，增長動力從投入驅動向創新驅動或生産率驅動轉換，是預期達到的新常態目標，而結構調整則是實現增長動力轉換的唯一途徑。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庫茲涅茨指出，産業結構調整的核心和産業升級的關鍵，是資源從生産率較低的部門向生産率更高的部門轉移，從而使經濟整體的資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我們可以將此視作“庫茲涅茨式”産業結構演進。

　　因此，為了實現增長動力轉換，産業結構的調整必須遵循庫茲涅茨演進方向，或者説必須是以生産率提高為取向的。對於中國經濟而言，目前存在著三種潛在的危險，使得産業結構調整違背生産率提高方向，甚至成為逆庫茲涅茨式的，即勞動力從生産率較高的部門逆流到生産率較低的部門。

　　首先，人口轉變趨勢導致農民工從城市向農村的回流。各種研究都表明，農民工的增量主要來自於每年初中和高中畢業的農村青少年，大體上可以由年齡在16歲-19歲之間的農村勞動年齡人口代表；而在現行戶籍制度下，由於不能獲得均等的城鎮社會保障，農民工一般在40歲以後就開始返鄉。所以，隨著人口老齡化，特別是戶籍在農村的勞動年齡人口的老齡化，新增農民工數量很快將小于返鄉人口數量，形成城鄉勞動力逆向流動。例如，根據對農村人口年齡結構的預測，16歲（大約為初中畢業）到19歲（大約為高中畢業）的農村人口，2015年為3513萬人，到2020年將減少到3055萬人，凈減少458萬人。事實上，外出農民工的年度增長率，已經從2005年-2010年的平均4%顯著地下降到2014年的1.3%。

　　其次，經濟週期使農民工遭遇勞動力市場衝擊。2004年以來勞動力短缺逐漸成為常態，就業機會大幅度增加和工資持續上漲，引導農村青少年在初中畢業後（甚至許多人從初中輟學）匆忙加入非農就業，其中有相當一部分進入與刺激性宏觀經濟政策和産業政策有關的行業，這些行業現實地或者潛在地存在著産能過剩甚至泡沫的風險。如果遭遇經濟波動，這些農民工將遭遇週期性失業的衝擊。由於這個群體人力資本積累不足，難以適應産業結構調整的技能要求，根據歐洲的經驗，週期性失業可能轉變為長期的結構性失業。加上農民工尚未獲得失業保險等城市社會保障的覆蓋，新一代農民工也無法利用農業作為其就業蓄水池，將會造成逆庫茲涅茨式的産業變動和社會風險併發的現象。

　　第三，第二産業與第三産業的消長導致生産率增長速度下降。近年來的經濟增長減速，主要發生在第二産業增速減慢，特別是與勞動力成本提高有關的製造業增長速度下降，以及與房地産降溫有關的建築業增長速度下降。與此同時，第三産業增長相對快，比重有所提高。由於第二産業的勞動生産率通常高於第三産業，例如，從相對勞動生産率（某産業的增加值比重與就業比重之比）來看，2013年第二産業為1.45，第三産業則為1.22。因此，勞動力的這種産業轉移，則産生勞動生産率總體下降的效果。從根本上説，第二産業比重提高並不必然導致勞動生産率下降。例如，如果是隨著製造業價值鏈的升級，從直接製造過程的産前和産後兩端衍生出生産性製造業，勞動生産率必然較高，而且是創新驅動的結果。相反，如果是製造業相對萎縮導致工人轉向低端服務業，或者僅僅是“營改增”造成的統計口徑的變化，則不會産生庫茲涅茨演進效果。

　　保持産業結構調整按照庫茲涅茨演進方向進行，通過調整結構提高勞動生産率，應該按照生産要素相對價格變化和比較優勢變化方向，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産業結構調整。勞動生産率的提高也好，全要素生産率的提高也好，歸根結底是通過資源重新配置實現的，既包括産業之間和部門之間的此消彼長，也包括企業之間的優勝劣汰。人為保持夕陽産業或想當然地選擇新型産業，或者維繫僵屍企業，都是違背生産率原則的。因此，産業結構升級必然依靠創造性破壞機制，意味著必須容忍能夠淘汰落後産業和落後産能的增長速度下降。迫切需要的改革，要著眼于給企業製造競爭壓力，促使政府創造更好的投資環境，推動生産要素從生産率低的産業、行業和地區流出去，實現更好的資源配置。一個相關的例子是，推動製造業從沿海地區向中西部轉移，形成國內版雁陣模式，以防止製造業過早、過快地流到其他新興經濟體。

　　面向未來的人力資本積累

　　曾任世界經濟學家協會主席的青木昌彥教授，從東亞經濟發展的經驗中，發現任何國家在經歷了一個政府主導的、以庫茲涅茨式的結構調整為特徵的經濟發展階段之後，都必然進入一個人力資本驅動的經濟發展階段。其實，在産業結構調整的過程中，人力資本的作用已經至關重要、不可或缺。我們的計算表明，通過發展教育和培訓提高整體人力資本水準，可以在未來為中國貢獻大約0.1個百分點的潛在增長率。這個貢獻幅度對於一個能夠實現兩位數增長的經濟體來説，似乎微不足道，但是對於旨在努力維持一個中高速增長，避免過早陷入中速甚至中低速增長的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來説，卻不是一個可以忽略的數字。

　　而且，這裡所説還僅僅是人力資本的數量。大多數利用增長賬戶和生産函數進行的跨國比較研究，一般都只是用教育數量指標代理人力資本，得出的結果都很顯著，證實了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正面影響，但是影響的程度都不是很大。經濟學家馬紐利等人最新的研究表明，一旦考慮到教育的品質，人力資本成為一個更加完整且充分的變數，其産生的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則大幅度提高，甚至比生産率提高的貢獻還大。可見，中國面臨的緊迫任務是如何顯著提高教育數量和教育品質，依靠人力資本積累保持長期可持續增長。

　　從數量上提升教育水準，關鍵是增加新一代勞動者的受教育年限。一般來説，在義務教育入學率達到很高的情況下，繼續大幅度提高受教育年限必須依靠高中和高等教育的普及。提高教育品質的關鍵則在於以何種教育模式，以怎樣的效率，教授學生什麼知識和能力。一個重要的教育模式選擇是：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之間的比例應該如何確定。我的同事在分析跨國數據時發現了一些與此相關的規律，從中我們可以得出一些政策含義。

　　首先，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隨著經濟發展水準的提高，職業教育相對於普通教育上升更快一些，形成每人平均收入與職業教育相對比重之間的正相關關係。按照這個統計“規律”，2012年，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在高中階段上，職業教育與普通高中教育在校生人數的比率（職普比）平均為0.52︰1.00，而中國的該比率高達0.80︰1.00。如果超越發展階段形成過高的職普比，則意味著中國在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普及水準較低的時候，就過度發展了職業教育。普通高中和普通高等教育與職業教育相比，更加側重通識教育、培養學習能力和就業的軟技能，有利於培養在産業結構急劇變化中善於適應和調整的勞動者。因此，擴大職業教育的政策力度應該與發展階段相適應，充分考慮到産業結構變化的不確定性。

　　其次，在發達國家，特別是在許多以具有發達的職業教育著稱的國家，近年來職普比出現顯著的下降趨勢。例如，在1998年-2012年期間，高中階段職普比在德國從1.82︰1.00下降為0.93︰1.00，在南韓從0.67︰1.00下降到0.24︰1.00。這種趨勢與經濟全球化有關。經濟學家埃克豪特等人發現，在全球分工的過程中，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勞動者之間也形成了人力資本的分工。在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獲得更多製造業就業機會，從而對熟練和半熟練工人需求增加的同時，發達國家更加側重於科學、技術、設計和管理等創新型勞動者的培養。中國在逐漸轉向創新驅動的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過程中，對後一類人才的需求將大幅度增加，而這是不能靠職業教育培養出來的。

　　借助後發優勢實現趕超

　　當前，人們對世界經濟有一個判斷和一個期待。這個判斷是世界經濟進入一個下行的長週期，或者如一些人用“新平庸”所概括的趨勢之中；與此同時，人們普遍認為新的科學技術革命正在蓄勢待發，期待其給平庸的世界經濟增長帶來新的契機。雖然本文無意為這個判斷和這個期待給出確定性的一般答案，然而，我卻認為，無論上述判斷是否成立，上述期待是否可以成真，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全球環境和科技條件絕不悲觀，仍然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

　　西方經濟學觀察到的長週期，是以資本存量調整為內涵，以利率波動為表現的長期經濟增長波動現象，主要是依據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增長表現做出的判斷。而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即便在一些發達國家觀察到的經濟週期表現，也不再必然影響全球經濟的整體趨勢。例如，歐洲經濟和日本經濟疲弱，美國經濟卻顯示出較強勁的復蘇趨勢；部分金磚國家增長勢頭放緩的同時，印度卻開始加快增長步伐；國際投資者概括的諸如“新鑽11國”（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亞、伊朗、南韓、菲律賓、墨西哥、孟加拉國、尼日利亞、土耳其、越南）和“薄荷4國”（墨西哥、印度尼西亞、尼日利亞、土耳其）等，都可能利用方興未艾的人口紅利實現超越週期的增長表現。事實上，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亞、中國、墨西哥、俄羅斯和土耳其“新七國集團”，GDP總量已經于2014年超越了由英國、德國、義大利、加拿大、美國、法國和日本組成的原有“七國集團”。所以，以發達國家表現做出經濟週期的判斷，並不必然反映全球經濟趨勢和走向。

　　經濟學家認為，迄今為止人類社會經歷過三次科學革命，分別是18世紀下半葉開始的“工業革命”、19世紀下半葉開始的“大規模工業化”和“資訊技術革命”。每一次科學革命都帶動全球經濟的迅猛發展，然而，科技革命對於經濟增長的巨大推動作用卻不是一次性的，更不是稍縱即逝的，而是會持續數十年甚至更久。因此，被冠之以“科學技術革命”的這幾次大事件，産生的是具有“通用技術”性質的新技術，其在各個領域將反覆經歷開發、應用、再開發、再應用的過程，在兩次科技革命之間不斷掀起創新浪潮。例如，根據斯坦福大學教授瓊斯的計算，美國在1950年-1993年期間的經濟增長，80%的貢獻來自於以前發明的科學創意的應用。不過，這種不構成科技革命的創新活動，也並不是唾手可得，而有賴於在研究和教育上的大規模投入。

　　一般來説，每一次科技革命發生之後，處於科技前沿的發達國家會率先應用新科技加快經濟增長，隨後，在較低經濟發展階段上的後起國家相繼跟進，應用新科技加速對發達國家的趕超。所以，越是距離上一次科技革命時間較久，越是臨近新的科技革命前夜，發展中國家利用傳統科技的機會窗口越大，趕超的成功率反而越高。就總體科技發展水準來説，中國尚未處於世界科技創新的前沿，也意味著我們仍然具有較明顯的後發優勢，利用現有科技成果實現比發達國家更快的創新驅動增長。無論下一次科技革命重點領域是什麼，網際網路技術的發展都必然是中國充分挖掘現有科學技術存量，實現彎道超車的巨大支撐性技術。

　　（作者係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