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中國許多文人、官員都有記有豐富多彩的日記，有研究者因此稱，認識一個人物，最簡潔的辦法是讀其日記。浙江大學近日影印出版了清朝官員李輔耀歷時41年的62本日記。

　　李輔耀是湖南湘陰人，長期在浙江為官，他在浙江最後擔任的職務是浙江海塘工程總局的局長，主持修塘，也因此被稱為“清末修塘第一人”。李輔耀的62本日記歷經百年，如何在戰火和動蕩中保存下來？“清末修塘第一人”又會在日記裏寫些什麼？

　　歷經磨難的“家傳珍寶”

　　2013年10月，浙江大學校長林建華收到了一封特別的來信。這封信來自山東煙臺的退休教師李崧峻先生，信中寫道，李崧峻的祖父李輔耀長期宦遊浙江，著有清朝光緒至民國年間的日記數十本，願捐贈給浙江大學以供研究，“讓這些歷經磨難的珍寶找到一個安寧的家”。

　　李輔耀1848年出生於湖南的一個書香門第，祖父李星沅官至兩江總督，是晚清非常重要的“封疆大師”。出生在這樣一個名門的李輔耀自幼聰穎，飽讀詩書，後幾度在浙江為官，官至道臺，相當於現在一個地級市的市長。

　　1916年，李輔耀去世， 63本日記裝在紅木匣子中，由後人繼承保存。1930年，紅軍攻打長沙，國共激烈交戰，搶劫、放火延綿不斷。當時在外工作的李崧峻父母趕回長沙時發現，李家已被洗劫一空，日記卻沒人要，倒在地上，紅木匣子不知去向。從此，這63本日記跟隨李家後人，從湖南長沙來到浙江杭州，又遷至溫州、松陽等地。抗日戰爭爆發後，李家後人攜帶日記輾轉避寇，曆盡艱險。

　　2014年1月，煙臺李崧峻先生將其祖父李輔耀手稿日記共62本無償捐給浙江大學檔案館，並希望能將此兼備學術和藝術價值的珍貴文獻影印出版，以饗世人。當年11月15日，《李輔耀日記》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首發。

　　影印出版的 《李輔耀日記》包括三個不同時段的日記：《燕行記事》，記于光緒元年（乙亥，1875），共一本；《回浙日記》，起于光緒二十二年（1896）李輔耀第二次到浙江為官至辛亥革命後寓居上海止，現存53本；《回湘日記》，起于1913年直至其逝世，共八本，影印出版日記總計62本。

　　那麼，李輔耀的日記裏究竟寫了些什麼？

　　寫工作：廉潔奉公修海塘

　　李輔耀的日記跨越清末民初四十餘年， 其中最主要的部分與其在浙江的工作息息相關。光緒三年（1877），李輔耀由內閣中書調任浙江錢塘江海塘工程局駐工督辦、道員銜。

　　千百年來，“壯觀天下無”的錢塘江大潮傾倒了無數遊人看客，但江南地區也飽受錢塘江兇猛潮水之害。歷朝歷代都在努力修塘禦潮，清政府時期，更是自中央至地方都將修海塘視為國家戰略層面的頭等大事，錢塘江海塘工程的工作辛苦，駐工督辦也須日日親臨一線，歷來被官場中人視為畏途。但李輔耀迎難而上， “將通塘新舊石工聯絡一氣”，被時人稱為“聖朝第一大工程”，還編撰《石塘圖説》，把工程的全過程繪圖解説，給後人留下了寶貴資料。

　　出版的《李輔耀日記》中記載了光緒二十二年（1896）至辛亥革命爆發、李輔耀遷居上海之間，李輔耀在浙江的一段官場往事。

　　光緒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1901-1902），李輔耀第二次任杭嘉湖道臺，發現海塘工程款有問題，因而與某些具體負責人發生齟齬，這種耿直的性格終於導致被誣告到朝廷。光緒二十九年（1903），清廷命兩江總督魏光燾徹查，幸而李輔耀賬目一清二楚，夾附在日記手稿中的光緒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匯總的工程款收支帳單中，款數竟詳細到元、角、分、厘、毫、絲、忽、微。魏光燾徹查的結論是貪污之事“子虛烏有”，併為之雪誣。李輔耀將這次所遭受的委屈，全面仔細的反映在他寫給姻親徐樹鈞（時任京畿道監察御史）的長信中，並將全信抄錄于日記之中。

　　李輔耀耗費心力修建的海塘，卻在離任之後被貪官糟蹋。光緒三十四年（1908），李輔耀再次被任命為“海塘工程局總辦”時，他還給巡撫寫了一封長達十七頁的信，信中他寫道，歷年維護的經費遞減，導致海塘呈現年久失修，不時有潰堤的險象發生。他也在信中提到民眾對海塘工程頗有意見，認定“合計需銀一百四十萬兩，果能有四十萬兩到工已屬天良發現，是直以官為禽獸，為盜賊”，於是明確地向巡撫提出“官督紳辦”的治理海塘新思路。

　　這一時期，也正是中國社會發生急劇變革的時代。從記載中可以看出，李輔耀雖然沒有考中進士，進入朝廷中樞叱吒晚清政壇，但他為政一方卻能潔身自好，廉潔奉公。專家認為，日記的這部分內容補全了清代晚期、近現代關於錢塘江治理史料的缺失。

　　寫生活：一個官員的中年到老年

　　李輔耀所記日記跨越晚清和民國，經歷甲午戰爭、戊戌變法、八國聯軍侵華、辛亥革命、溥儀退位等重要的歷史階段，不乏珍貴史料。日記非常直觀地展現了晚清中上層官員的生活常態。

　　李輔耀作為晚清浙江中上層官員，既要忙於辦公，又要週全親朋好友以及同僚之間的應酬，一天之中，會見人數多達十人。李輔耀又需經常參加一些宴席活動，日記中很多內容都反映出其與當時的寧波紳商往來頻繁，應酬眾多。

　　同時在其日記的描述中也反映出一些當時社會生活的禮節，如“五娘歸攜帶其女來見，予以見面禮八元”；新官上任也都有去寺廟行香的禮俗，“到任例于各廟行香歸”。

　　日記還記載了新舊思潮撞擊、更替的細節。當時“西洋玩意”漸漸傳入中國，李輔耀在寧波做官時，看到電車這種新奇的玩意，總覺得不夠靈活，直到一次電車壓死一對母子之後，他急忙議定電車“不準于馬路疾行”。

　　日記中還記載了病人用藥從中藥發展到用西藥，治病從中醫到聘請洋醫生。李輔耀甚至在日記中詳細分析研究西醫的長處，詳細記錄了女兒做眼睛手術使用醫療器械的全過程。

　　後期，李輔耀歲年事已高，深受病痛困擾，但仍筆耕不輟，當時的政壇要聞鬧劇被一一記錄在案，日記中記載了浙江海塘使用新法水門汀（水泥）不當，導致工程潰敗不可收拾；籌安會、張勳、聞人楊度力挺袁世凱稱帝等。

　　寫精神家園：詩書畫印

　　從光緒二十二年（1896）到宣統三年（1911）的十六年間，李輔耀工作職務變動達十三次之多，足跡遍佈大半個浙江，而最能反映其人生仍為書生本色且貫穿于始終的是他與文化人士的深厚情誼和文字交往。

　　李輔耀自己詩書畫印無所不精，尤擅漢隸，日記手稿的書法精湛，具有極高的藝術欣賞價值。他還是西泠印社早期贊助社員，還將杭州孤山西泠橋的別墅“小盤谷”捐給了彼時剛剛成立的西泠印社。

　　從同治年間到李輔耀去世，李輔耀與當世文人墨客都保持著密切來往，日記中記敘了許多李輔耀與文人墨客之間關於篆刻書畫的評述，文物考證，詩作唱酬。著名書畫家許增、西泠印社創始人之一的王福庵等都一再出現在李輔耀的日記、書札和詩詞作品中。

　　最令人感動的是李輔耀的杭州老友王福庵于1915年八月來到長沙看望重病中的李輔耀，應李輔耀之請，王福庵為李輔耀住處“芋園”中二十二處亭館景點名錄，用各種篆書題簽製成“芋園箋”作為紀念，此箋書法精美絕倫，如今僅存兩種原件和七種複印件。同時李輔耀也為王福庵的父親的著作題簽並賦詩紀念，傳為美談。

　　在李輔耀去世三年後，他生前的詩詞作品被整理成《玩止水齋詩稿》，其中的作品成為不少歷史學家研究當時文人交往的重要史料之一。

　　而李輔耀作為官場失意又不失書生本色的老貢生也在努力追趕新時代的步伐。他的日記中記載，李輔耀不僅將寄託畢生希望的長孫送到國外去學習工礦，甚至還將纏過腳的孫媳也送到上海新式女學堂去讀書。

　　細讀李輔耀日記，晚清至民國初年的中上層官員生活情景和社會人情躍然紙上。《李輔耀日記》的編者之一、浙江大學歷史系副主任徐立望教授認為，《李輔耀日記》無論從時間跨度，還是從記敘的持續性，內容的豐富性，書法的藝術性，都確定了其獨特的人文價值，而日記經歷種種劫難，幾乎完整保存，殊為難得，更見珍貴。